今生与师父有约(十)

缘起代序

为了与社会大众分享法鼓山创办人圣严法师的思想行谊,圣严教育基金会于二〇〇九年九月起,在圣严书院讲堂(即圣严法师晚年驻锡的中正精舍)举办五十二场次“无尽的身教──今生与师父有约”讲座;会中广邀圣严法师四众弟子,与大众分享法师之身教与言教;透过讲者亲身经历的师徒互动细节,与听众一同缅怀圣严法师的人生行履,再次聆听圣严法师的亲切教示。

讲谈内容,包含圣严法师在日常生活中,对弟子言谈与行仪的细腻调教,以及于国内外弘化时,应机教化大众、调柔众生的方便;乃至法师晚年临病,面对生死的自在身教……。即使是小小的故事、简短的对话,无一不是慈悲与智慧的显发,激励来者发起“效法圣贤、实践法教,以报深恩”的愿心。

讲座圆满后,深感这些生命交会的真情故事,充满了法的滋味,听众因此自动发心进行文稿整理,并由圣严教育基金会集结出版。许多自早期以来即跟随圣严法师学习禅修的东、西方弟子,对圣严法师的身教与言教,亦有深刻的体会,因此一并进行采访与整理,期与社会大众一同学习圣严法师的智慧,共同成就人间净土的大愿。

为下一代做准备

讲者/杜正民

参与佛教资讯数位化,是为下一代铺路。

假使未能将佛学资源完成基础建置,

下一代入门将备尝辛苦。

这是很重要的一步,

后期我投入较多者,便是将佛教资料数位化。

这也是向师父学习:为下一代做准备。

讲者简介

杜正民

一九五二年出生于苗栗苑里,一九七八年于善导寺大专佛学讲座初见圣严师父,随即参加中华佛教文化馆禅七,一九八七年入学中华佛学研究所。师父早年曾勉励他,或是出家,或当学者,料必大有可为。历任中华佛研所图书资讯馆馆长、法鼓佛教学院副校长、中华电子佛典协会副主任委员。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因病舍报。

在法鼓山,常有人称我“老师”,其实我所学有限,贡献也少,仅因在法鼓山体系时间较久,年岁较长,徒具虚名而已。

我是一九八七年第六届中华佛研所学生,毕业后留校任教,迄今近三十年,这是很难得的经历。我常讲,自己是被圣严师父关在象牙塔里的人,每日与经典、文献为伍,却也是我幸运之处。

晚近十几年,拜时代科技之赐,我们已先后完成《大正藏》、《卍续藏》及《法鼓全集》纸本数位化等专案,近期则着手建置圣严法师数位典藏资料库。希望在这个基础之上,未来的读者乃至研究人员,能够比较快速且重点性掌握圣严师父的思想与教法。

参与佛教资讯数位化,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下一代铺路。因为下一代的学习工具与我们这一代全然不同,假使未能将佛学资源完成基础建置,下一代入门将备尝辛苦。这是很重要的一步,后期我投入较多者,便是将佛教资料数位化。这也是向师父学习:为下一代做准备。

“流浪”岁月,幸遇师父

圣严师父于一九七七年底从美国返回台湾,第一件事就是办教育。翌年即应邀于中国文化学院中华学术院接任佛学研究所所长一职,同时期于中华佛教文化馆主持禅七,紧接着一九七九年于农禅寺成立三学研修院。由此可见,学院教育、修持与建僧为师父兴办教育的着力点,但是理念的酝酿、发展至成熟、实践,往往需要时间积累,这条路确实走得很漫长。

遇见师父是很有趣的机缘。一九七八年,我因参加中国佛教会举办的大专佛学讲座,首次见到师父。由道安老法师成立的大专佛学讲座最初设于松山寺,一九七四年起迁往善导寺举行。那段时期我常到善导寺,倒不是对佛学有心,只为寺里提供了非常可口的素食。一九七八年十月,师父应邀演讲,于讲座中宣布即将举办禅七的消息,我很高兴报名,迷迷糊糊去打七。

当时我二十来岁。在二、三十岁那个阶段,我常记不得自己年纪,仿佛时间与记忆止于十三岁父亲往生那年,只是这层影响过去未曾留意。由此推算,遇见师父那年,我约莫二十五、六岁,已经在“流浪”了。

所谓“流浪”,是受德国作家赫曼.赫瑟《流浪者之歌》一书影响。那种境况,总在寻找生命意义,也不清楚生命的目标与方向,工作亦不稳定。有段时间我到处教书,并于生命线协会担任义工。年轻的我大抵是这样过来的。

某种程度来讲,那时的年轻人,正处于从西方走回东方的摸索期。学古筝、古琴、练太极拳,甚至学习佛法,都是我尝试走回东方的方式。当时懵懵懂懂跑了几个道场,印象很深的是,在华严莲社听南亭老法师开示,老法师浓厚的乡音,加上我于佛法的一片空白,能够听懂的实在有限。

因为流浪的心,才有因缘听到师父演讲,参加师父返回台湾主持的第一场禅七,至于什么是佛学、禅七,完全没有概念。记得当年在小参时,师父问我看过哪些佛经?读过哪些基础佛书?我说统统没有。师父就讲:“你好大的胆子。”可能师父觉得很好玩,怎么有人什么都不懂,迷迷糊糊就来打七了?

禅七最后一天,师父掉了眼泪,使我非常感动。他说:“佛法这么好,知道的人却那么少。”这段话可能现在很多人耳熟能详,但在当时我是第一次听到。在禅堂那样严厉的法师,却在最后一天的开示落泪,显见师父为佛法的悲心。

禅修入门,师父勉励

那次禅七,体验很多,感受很好。简言之,改变了我对佛教的看法,从此对佛法很有兴趣。另一收获是开始能看懂古籍。比如从前读《大学》,只见其字面意义,禅七之后再读,觉得内容与禅修极为吻合。当时我还无法厘清儒家与佛家的思想脉络,只觉得《大学》好像也在谈修行。有了禅修体验再看古籍,才发现不只是文字而已。我对佛法的信心,就从那时萌发;日后至台湾大学旁听、自修学习,从而走上所谓佛学研究这条路,都与这次禅七有关。

禅七后某日,返回文化馆见师父,师父问我:要不要跟着他到华冈上课?当时师父在文化学院带博士班课程,学生不多,约三、四人。其中有一门课教材是《禅源诸诠集都序》,现在我终于能熟记,当年则是连这几个字如何分解都不懂。同一时期,师父有几场公开演讲,嘱我根据录音带整理成文。日后《法鼓全集》收录其中二则,整理者姓名也被保留在文末。

鲜少提起禅七结束后,师父希望我出家,并于返回美国后写信给我。只因我选择“逃兵”一途,也就没有报考第一届中华佛研所。但我仍通过自修,借由两个管道,与佛学保持一段不远不近的距离。

其一是借重图书馆。早期天主教利氏学社所附设的耕莘图书馆,以汉学图书搜集为其特色,其中丰富的佛教资料,亦从汉学角度予以选籍,是我当时自修管道之一。其次是旁听佛学课程,包括台湾大学叶阿月老师执教的印度哲学,以及杨郁文老师于灵山佛学研究所等处讲授的“《阿含经》之研究”,均是当时印度佛教首选课程。借由这两位老师的专长,确实帮助我建立起印度佛教思想史基础。

一九八五年,甫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的恒清法师,应聘于台大哲学系,首次于大学校园开设如来藏思想课程。恒清法师的讲学风格,条理清晰、次第严谨,使我对如来藏思想产生极大兴趣,并抓到一些佛学的重点。日后又陆续旁听杨惠南老师“吉藏”、“禅宗”、杨政河老师“华严”,及张瑞良老师“天台”等中国佛教课程。

经过数年自修,我曾仗着自我感觉良好,自不量力地以英文写成一篇佛学研究心得,当面呈给师父,指定投稿《中华佛学学报》。师父勉为其难收下,表示会交给其他老师审稿,之后垂问于我:“要不要回来佛研所念书?”印象中,师父对我大抵有二种看法,或是出家修行,或是从事学术研究。师父曾说:“未来你也可以成为很好的学者。”当时只觉得诧异,因我并不爱读书,只好玩、爱探索。

真正促使我走向佛学研究的临门一脚,则是某次恒清法师于课后问我:“要不要去读中华佛研所?”其实,师父稍早垂询,已启动我审思重返系统化学习的想法,恒清法师这一鼓励,则使我正视机缘难得,稍纵即逝。那年我三十五岁,已届中华佛研所招生年龄上限,若不把握,恐怕再也没有机会了。

立足中华,放眼世界

有幸于一九八七年成为中华佛研所学生,从此跟着师父学习,于法鼓山成长。

以当时台湾来讲,佛研所是很特殊的学习环境,因为师父非常重视语文教育。某次与信众谈话场合,师父颇自豪地讲:“我们学生读的书,比医学院学生还要多,下的工夫还要苦,但他们是没有学位的。”确实如此,早期佛研所学生都很清楚在此读书没有学位,对于能够学习巴利文、梵文等“佛陀的语言”很欢喜。除了看重佛典语文,师父亦重视学术语文,主要为英、日文,假使可以,法文、德文都应该学习。

师父从他个人学习历程所开展的国际视野,由中华佛研所所训得以显见,尤以前面两句:“立足中华,放眼世界”,期勉学生视野要广、心量要大。早期佛研所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能培养出一、二十位校友赴国外深造,取得博士学位,确实不易。我出国参加会议,曾遇到好几位名校的外籍老师,让我推荐佛研所学生前往就读,原因是我们的学生语文基础稳固,对汉语佛典掌握胜于欧美学生,学问也都满扎实,故能于国际学界受欢迎。

回头看早期佛研所办学,犹如奠立基础,不论师资、学生与学校,逐渐于国际享有一席之地。当时也会有些反思,比如与同时期其他佛学院相较,我们的义理课程确实较少。然而迄今,我仍认为,假使学生语文基础训练不足,而直接进入义理研究,恐怕会有风险。假使要从事佛学研究,仍应以语文优先。

教育蓝图,理念与工程并进

现今位于北海岸金山的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园区,事实上与中华佛研所迁建有关,当年工程主体即名为“中华佛研所迁建工程”。师父于一九八九年觅得金山这块地,日后因缘很好,周边土地陆续买进,教育理念亦逐渐发展。

记得一九九〇年初,佛研所师生随师父上法鼓山探勘,只见师父手执木杖,指天画地,气势勃发地预告未来的图书馆、教学大楼及国际会议厅等等所在。可是在我们眼前,除了一片荒山,什么也看不到。在现今的图书资讯馆前沿,当时有条小沟,我们坐在那里,脚踩在沟里,满心欢喜听着师父描绘心中的教育蓝图。

一九九〇年首次举办的中华国际佛学会议,日后改为两年举办一次,对中华佛研所乃至法鼓山国际活动之开展,应属重要历史事件。透过邀请国际重量级学者来台交流佛学义理,并倾听他们对法鼓山建设的意见,从当年的时空来看,确实有其国际影响力。

在法鼓山园区部分建筑群启用前,山上最盛大的一次活动,当属一九九六年十月奠基大典及地宫安宝仪式。用来典藏台湾当代佛教史料的地宫箱函,位于大殿正下方,所收入的三百余件镇山法宝,预计于西元三千年开启。值得一提的是,其中有一片《大正藏》光碟,内容集梵文、巴利文、藏文及汉文等多种语文佛典,我们的想法是记录二十世纪末至二十一世纪初,台湾社会所流通的《大正藏》样貌。当年学界已在建置佛学数位资料库,发行《大正藏》数位光碟的“中华电子佛典协会”(CBETA),则于一九九八年成立。

数位时代,经典转型

CBETA确实是受到国际学界高度瞩目的计划,其缘起为一九九四年,恒清法师于台大成立佛学研究中心,广邀佛教学者及专家参与,期透过现代学术研究方法,并结合现代科技,建构一套系统化的佛学资料库。当时主要着重于二手文献研究,即现代研究资料整理,我亦为其中成员。

直至一九九七年底,恒清法师获北美印顺导师基金会支持,已募得CBETA成立基金。但以“中华电子佛典协会”目标设定,非单一团体支持,盼能促成教界合作,故仍积极促缘。一九九八年二月十三日晚间,中华佛研所所长李志夫老师、惠敏法师及我,至农禅寺向师父报告此一专案。师父很鼓励,也满认同这项计划由众缘成就,成果共享。因有师父首肯,佛研所于是积极参与。二月十五日,CBETA成立仪式于法鼓山安和分院举行。

CBETA前五年经费,由北美印顺导师基金会护持,后续由师父引荐一位新加坡信众支持。很感谢这两个因缘。CBETA虽非隶属法鼓山体系,然而法鼓山投入的资源与技术支援相当多,从早期中华佛研所,至法鼓佛教研修学院、法鼓佛教学院,及现在的法鼓文理学院,未曾间断。

个人觉得,这些年建置CBETA是很重要的时机点。从历史来看,任何一项计划,皆有其最初版本及日后更完善的修正版,但至少目前的CBETA是一次成功转型,对我们这个时代有些美好的贡献。

举例来讲,《大正藏》光碟发行后,我们曾接到一封来自大陆民间的电子邮件,信中谈及早期他想读藏经,却苦无门路,直至某位法师向他引介CBETA,终于一偿心愿。他整整花了五年时间,将CBETA所搜集的汉文大藏经全都读过,很不简单。他很感谢CBETA,假使没有数位佛典流通,阅读藏经或许仍是遥远的梦想。

早年我们去丝路也收到相同回馈。当时整条丝路唯一的一套《大正藏》,收藏于敦煌研究所,假使研究人员在某个石窟找到资料,必得返回敦煌研究所进行比对,其间往返车资及时间成本,均相当可观。当他们取得《大正藏》光碟,欣悦之情溢于言表。二〇〇〇年前后,研究人员只要备妥笔记型电脑,等同随身携带《大正藏》。

对国际学者来讲,那是更好用了。我常讲欧洲许多研究机构所做的佛典残卷研究,就像玩puzzle(拼图),拼凑残破的碎图,但是拼成以后,要对回原始经典就很难了。电子佛典问世之后,只要找到几个字就能上网搜寻,找出原典。那真是方便许多,研究者可以很快复原资料。这应该都是CBETA对这个时代的贡献。

我们这一代把资料搜集完整、将资讯做得正确是最重要的,包括标记及后设资料,都是为了留给下一代进行资料探勘,这应是未来的趋势,现在已可看到一些脉络。例如我们做高僧传,将历代高僧的人物关系网络予以连结,若以从前的人工整理方式,大概难以想像,而我们已做到这一步,未来的研究者,从资料背后往下继续探索,相信会有崭新的发现。

《法鼓全集》,藏经入口

二〇〇二年首度发行的圣严师父《法鼓全集》光碟版,为佛研所(佛学网路资讯室)继藏经数位化后的另一重点计划。当初承接专案时,曾向师父报告需要数位化的原因。就我个人理解,《法鼓全集》如同一部白话“小藏经”。师父的著作皆有经典依据,而师父为接引大众,予以浅显亲切的文字诠释,使读者易于阅读,可惜读者往往因此忽略经典出处。

事实上,当我们完成《法鼓全集》数位化,曾将书中引用经论进行分析,发现《大正藏》一至五十五册,有关印度撰述部及中国撰述部,师父共引用五十四册,唯有一册未引用,原因是该册共四集,师父引用其中三集,另外一集因与研究比较无关,所以没有引用。等于说,《大正藏》的印度撰述部及中国撰述部,师父都引用了。从事佛学资讯数位化常有种感叹:大藏经这么好,但是怎么用?《法鼓全集》是很好的入门,通过《法鼓全集》可以很容易进入藏经系统,因为师父已为我们做了最佳导引。

教育真谛,普遍通达

圣严师父以中华佛研所为教育基础,从一个国际型的研究所,发展至世界佛教教育园区,这条路很漫长,走了二、三十年,总算建构一个完整的学院。从历程来看,或许可有一些省思。

文化馆时期的佛研所,特色是拥有独立的办学空间,师资也以外聘居多,整体氛围很像是珍贵的学术交流,优点就是培养一批批学者出来。而师父晚年凸显以汉传佛教为重,或许是觉得佛教教育不该仅是如此,应当还可赋予宗教情操。因此,佛研所迁址法鼓山上之后,又发展出另一种格局。

二〇〇七年四月八日,法鼓佛教研修学院正式成立,成为研究与修持并重的学院,并获教育部认证学位,这次转型应是师父所乐见的,就在研修学院挂牌启用当天,师父难掩兴奋地说:“这是我最开心的一天。”至此,学术与修行及道场结合,佛教教育的领域愈见宽广,开始发展佛教教育园区的概念。

二〇〇八年,法鼓佛教研修学院更名法鼓佛教学院,是另一次转型,开始与社会议题结合。如佛学与资讯、佛学与科技、佛学与日常运用,都是新开发的专案计划。一方面保持既有的基础学术水平,同时开拓新的路线。

二〇一四年,法鼓佛教学院与人文社会学院合并,成为法鼓文理学院,即是据此模式予以扩大。假使这个方向走得稳,或许能更接近师父提倡的教育理念。也就是以佛教教育做为基础教育,起点是学院,但不能止于学院。一方面向外扩展,与群众及社会结合;一方面将学习用于生活实践。换句话说,大学院教育固然很重要,却须融入于三大教育,才能层层拓展,发挥基础且普遍的教育功能。目前文理学院已有这个共识,但仍在摸索,还需要实务累积。

近年我常参与信众教育,到各地分享,也是基于这层反省。包括参加法鼓八式动禅师资培训,与大家一起接受训练,参与推广。从学院走入地区,了解信众的需求,这是我全新的学习,与做研究完全不同。

很早以前我到日本参加佛学会议,发现日本学者有个特色,他们在学校是学者,回到寺院是法师。有次参加结合学术与禅修的一场会议,有位知名的老学者在同一场地,若是学术场合他就穿西装,若是禅修活动他便换上僧服。我当下很赞叹,这才意识到将学术、修持整合的佛教学者,是我心中比较圆满的典范。因此觉得每位老师,假使可以,也要走入地区,了解大众需求。我是到了二〇〇六年以后,才慢慢有些改变。

宝山无尽,为下一代准备

能于法鼓山服务三十年,真的很感恩,使我对师父的理念比较能够深入理解,因理解而逐渐内化,因内化而实践,这都是潜移默化的过程。其实,我与师父实际互动不多,总是浅浅淡淡的,跟在师父身后学习。

师父对教育体系的用心、重视伦理,且尊师重道,常使我自叹不如。比较讶异的是,十年前(二〇〇五)我因病入院,返家当日即接到师父电话。那时师父也在病中,挂上电话前,我请师父好好保重,师父说:“是啊,应该保重,你也要好好照顾自己。”如此用心细致,即使病中,丝毫不减。我想这就是师父的身教——利他为先。

早期,师父还不是那么忙的时候,每年教师节及中秋节,均会亲自给老师送礼,那是真正体现一视同仁,即使“小牌”如我,也让师父费心了,总之那些年收礼收得很惭愧。很感佩师父那一代人对师者的礼遇、于尊师重道的崇尚,是我们应该好好学习的。日后我也受师父影响,逢年过节,向老师们致意,感谢他们。

因为执事,常在法鼓山上,很感恩师父建设这处美好的教育环境,如师父所说,有佛法的地方即是学校。还记得二〇〇五年十月,法鼓山落成开山极有趣的一幕景象:我负责接待国际宗教师贵宾,尽管全山禁语,但因国外贵宾不懂什么是禁语,正是盛情踊跃、交谈热络。我好奇他们谈些什么?原来是“佛陀的微笑”,他们觉得大殿那三尊佛,笑得满可爱的。从此我学会了,在个人每日的“法鼓山巡礼”增入一站:到大殿看佛,对着那三尊佛像笑一笑,学习佛陀的微笑。

再有一站,是到开山纪念馆的〈开山偈〉前,诵念师父的法语:“开山的意义,是每个人开自己心中的宝山,就是如何成就智慧、成就慈悲心,来共同为我们的社会、为我们的世界,提供和谐、平安、快乐、健康。这个工作是永远做不完的,只要一天有人出生,就有人心中的山要开。因此这个山是无尽藏,是一个开不完的宝山。”每天经过那里,就像接受一份祝福。这也意味着我们每人的任务,要开启自己的宝山,并开启他人的宝山,这是做不完的工作。并非法鼓山落成了、法鼓文理学院招生了,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了;恰好相反,我们的工作才刚要开始,因为我们当省思、改善和规划的工作仍有许多,那是永远做不完的。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一日,全球信众大会于法鼓山园区举行,当日回到法鼓山上的信众,多是护持“5475”大愿兴学专案的菩萨们,是他们每天存下五块钱,逐日积累,成就了今日的法鼓文理学院。我当时含着眼泪,拍照记录他们的身影,内心充满感恩,因有他们,才有今天这么美好的一个场所。而我们要思考的是,从今天开始,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也就是今日的我们,能为下一代做什么?就从今天起,让我们一起来努力。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于淡水,综合二〇一六年三月圣基会讲座,胡丽桂整理)

真实自然的禅者典范

作者/丁敏

“寰游自传系列”,可看到师父面向世界的“公共身分”,

也可以看到师父对于个人生命经验的开敞性。

荣耀的事他写得自然,病痛的折磨他写得详细,

这些大大小小重要、细琐的事件描述,

让我们看到一个如实面对生命高低起伏的大禅者典范,

给予我们在修行路上莫大的勇气与启示。

作者简介

丁敏

一九八〇年参加中华佛教文化馆禅七,亲近圣严师父,奠定一生对佛法的信心。曾任政治大学中文系教授,专研佛教文学。曾以“寰游自传系列”为主题研究,探讨圣严师父生命行履,从中,看见师父风格独具的宗教之旅与汉传佛教传播新页,尤令人动容处,莫过于一位禅者所流露出真实自在的生命风光。真实自然的禅者典范

大学时代念中文系的我,曾是政治大学孔孟学会研讨组组长,是个标准的儒家信徒。研究所时住在学生宿舍,日日清晓听闻指南宫庄严宏亮的一〇八钟声(我正准备去睡觉了),直到某日闻钟响声,忽然对生命来自何处、去向何方兴起大怀疑,开始接触佛法,想在其中寻找可能提供的答案;但是,我总是拿着自以为是的儒家观点来挑战佛法。

初生之犊,懵懂闯禅七

与圣严师父结缘是在研究所时代,那时政大东方研究社的许多同学,都已追随师父打禅七,如李光泰学长、洪启嵩学弟等。如今回首,我连是如何得知师父主持禅七的讯息?如何报名?都已遗忘。我也不似学长、学弟等对佛法有很深的体会,甚至连“禅七”是什么都不清楚。正所谓初生之犊不畏虎,懵懵懂懂闯禅七,当时如果事先知道要吃很多苦头,应该是没有勇气参加的。真是要感恩有此殊胜的因缘际遇。

依据林其贤教授编著的《圣严法师年谱》(按:以下简称《年谱》)记载:师父于一九七八年首度在中华佛教文化馆举办台湾第一、二期禅七,参加人员均为文化馆、译经院人员。又记载一九八〇年三月,应政大东方文化社邀请,莅政大演讲。那时我正就读中文所硕士二年级,估计应是于此得知禅七消息,遂在一九八〇年暑假参加。

文化馆的禅七,是师父刚从美国返台不久所举办的,师父全程主七且非常严格,有许多禅堂规矩。记得每日清晨进禅堂,即使晚一分钟就要跪在禅堂外,不准进来,师父又说要有“不能开悟,就死在禅堂的决心”……。而禅七前几日,我几乎每支香都在与双腿奋斗,不敢动,又偷偷动,有时实在忍不住,便举手请香板加持,消消业障。禅修作息至每日晚间九、十点结束,便立刻到盥洗室泡温泉,缓和脚痛。没想到隔天早上师父总是问:“昨天晚上留在禅堂继续用功的请举手。”我在心里嘀咕:“天呀,作息从早上四点多持续至晚上十点耶!”然而总是有人举手,而我总是低头,不敢看师父一眼。

师父每天的开示,总能激起大家深刻的忏悔心,我常痛哭流涕,腿痛却依然。师父也让我们参公案,拿着香板,边走边提公案,然后突然站于某人面前,大喝一声:“说!”此时若从理性思考得来答案,马上吃香板,而我这个“黑漆桶”,总是把头低得好低、好低,深怕被师父点名。后来才明白,像我这样处于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的状况,师父是不会浪费他的香板的。印象最深刻的是:“在江边卖水的妇人为何渴死?”记得有位学人回答:“鱼在天上飞”。另一位学人说:“师父,我看你像颗鸡蛋。”没想到师父回答:“我很喜欢这颗鸡蛋。”这两位禅众都得到师父认可,没挨香板。这则公案我一直记在心中,时时参究,直到几年前一个偶然机缘,电光石火间,仿佛有所领会了。

禅修初探,文字赓续法缘

禅七中,师父教我们由数息开始调心。有一支香,忽然感觉天地万物与我都消失了,非常的喜悦。但这一动心,又回来了。小参时,师父指示继续专注于呼吸上,从此我的双腿也没那么痛了。师父还教导我们观音法门,其中一个重点是:让所有的声音流过,不要分辨、不要执取。记得那几天,文化馆邻近的热海饭店正在搬演歌仔戏,从上午至晚间,锣鼓喧天,吵闹不堪。但是运用师父教导的观音法门,并专注于呼吸上,外面的唱声、锣鼓声,仿佛都被一层无形的薄膜围挡于外。还是听得到那些声音,但是声音变得遥远,不至于干扰,心是安定的。禅七期间完全禁语,解七后回到红尘俗世,才发现禁语的甜美自在,也才觉照到经过七天的完全放下,事情是如何的一件件又挂上心头。

禅七结束后,我留在文化馆住了几天,每餐主食都是豆渣饼,几样青菜,让年轻的我真正体会什么是粗茶淡饭的滋味!那时虽然动了出家念头,最终还是回到俗世,然而坐在我旁边,就读东吴大学英语系的一位女同学不久后出家了,法号“果祥”。如今看《年谱》记载:“九月八日,地藏菩萨圣诞日,于文化馆举行剃度典礼,四位青年求度出家,为取法名:果祥……,此为法师建僧初始。”这才知道果祥法师是跟随师父出家的四位首批弟子,昔日同参道友已为佛门龙象,至诚地欢喜赞叹。

这次禅七,奠定我一生对佛法真实不疑的信心,也知道佛法不光只是拿来理解分析,而是佛陀在禅定、禅观中,所亲证的宇宙实相真理。此外,我发现从小到大一直困扰我的鼻炎,居然不药而愈,再不用随身带一大袋卫生纸,终日擤鼻涕了。这些身心转换,对原本是纯然“黑漆桶”的我,给予无比的启发。

此后,因为俗事繁多,未再跟师父打禅七,如今回首是生平一大憾事。一九九〇年,我取得博士学位,毕业论文《佛教譬喻文学研究》获得中华佛研所“佛教博士论文奖学金”,经修改后,于一九九六年由“东初出版社”正式出版。从此,我与法鼓山的因缘多偏重于文字因缘。记得现任法鼓山文化中心副都监果贤法师出家前,曾与当时《人生》月刊主编辜琮瑜师姐来政大采访我,三人相谈甚欢,从此结下一生的善因缘。

一九九八年九月,我随圣严师父到北京参加“佛教与东方文化——纪念佛教传入中国两千年”学术研讨会,隔日师父风尘仆仆地飞返台湾,主持“法鼓山当代艺术品暨珠宝义卖会”全台巡回展开幕,而我们许多团员则留下,由李志夫所长带领,前往金山岭长城与承德的外八庙参观。记得那日爬了龙盘虎踞、壮丽又苍凉寂寥的金山岭长城,回到饭店,大家都很疲累,早早入睡。我一人独房,至凌晨三点醒来,精神甚好,便于床上打坐,大约凌晨四点又躺下。这才躺下闭目养神,看到床铺四周围绕众多的男女老少,吵吵嚷嚷地拉扯我,我极力反抗,却发不出声来。拉扯抵抗一阵后,终于由心中大吼一声“南无阿弥陀佛”,幻相才顿然消散。这个奇异的经验,更坚定我对弥陀的信心。

书写研究,朗现僧侣典范

我很少有机缘实际随在师父身边参与事务,但由于从事学术研究,拜读师父很多著作,也先后发表两篇研究师父的论文,使我对师父的精神风貌及其生命历程,有着很深刻的体会。

一九九五年发表〈圣严法师佛教事业的经营型态〉一文,收录于《佛学研究论文集——佛教现代化》(台北:佛光出版社)。我发现师父一路走来,始终具有高瞻远瞩的眼光,总能开风气之先。在美浓闭关苦修六年之后,在佛教界对学术知识重要性还是模糊不清的年代,他走在时代前端,赴日求学,取得博士学位,成为既是学者又是禅师的现代僧侣典范,对提升佛教僧侣的社会形象,意义重大。

在领导僧团方面,师父开始领导农禅寺僧团的年代,也是处于台湾佛教“出世”性格仍然相当浓厚的时代。一九八七年四月的《张老师》月刊中,一篇报导〈农禅寺内出家人〉的文章,对农禅寺出家众的生活描述,总括是“早课、打坐、工作、自修、拜佛,是生活全部”,“单调、平淡的生活中追寻内心真正的自我”;可以发现早期农禅寺的僧团,应是以着重个人的内修为主的传统出世性格倾向。然而师父反省思索佛教与时代的互动关系,将出世倾向的农禅僧团,转型为建设人间净土的法鼓山僧团。师父一生志业所在,在于佛教的教育事业;做为一个落实人间佛教的大教育家,结合学术与禅修于一身,是师父在当代佛教的开创性特色;把法鼓山建设成学术与修行的教育园区,也应是法鼓山在当代台湾佛教道场中的特色。

溯源记游,犹若朝圣地图

二〇〇二年,发表了为师父七十寿庆论文集而撰写的〈当代台湾旅游文学中的僧侣记游:以圣严法师“寰游自传系列”为探讨〉一文。师父的“寰游自传系列”,多始于一九八〇年,迄于二〇〇一年,共十二本书,计有:《归程》(按:此书于一九六七年出版)、《法源血源》、《佛国之旅》、《金山有鑛》、《火宅清凉》、《东西南北》、《春夏秋冬》、《行云流水》、《步步莲华》、《空花水月》、《两千年行脚》、《抱疾游高峯》。这十二本书既是自传又是游记,于中我们可以看到圣严师父在不同岁月中的所思所见、生命行履。

追寻圣严师父的脚印,可以发现他的寻根朝圣之旅,是由《法源血源》的返乡寻根之旅开始。一九八七年八月,政府开放两岸探亲,离乡三十多年的圣严师父,在一九八八年的春季四月,随即展开首次的归乡之旅。此时,他已五十九岁。其后在一九九六年春夏之交二度返乡,重访祖庭会晤亲友,其中以怀旧中的抚今追昔为书写主轴,充满游子思乡、衣锦荣归、回馈桑梓的情感。

而在首次的返乡之旅后,师父曾有一次率众前往印度、尼泊尔巡礼佛陀诞生、说法、成道、涅槃等地的遗迹。另有三次率团前往中国大陆佛教的圣迹古寺巡礼考察。师父的巡礼路线,可以说是走遍大江南北,甚至塞外高原;可以说把中国佛教史上占一席之地的名山古寺,做全方位、重点式的巡礼。

总计师父曾巡礼的佛教名山圣迹古刹,约如下所列:

(一)四大名山:普陀山、九华山、峨嵋山、五台山。

(二)江南地区

江苏:杭州西湖灵隐寺、净慈寺、风林寺,苏州寒山寺、灵岩山寺,南京宝华山、栖霞山,镇江金山寺,焦山定慧寺,南通狼山广教寺,上海静安寺、龙华寺、玉佛寺。

浙江:新昌石城山、大佛寺,天台山国清寺,宁波雪窦寺、天童寺、阿育王寺。

(三)西南地区

云南:虚云和尚的鸡足山道场、昆明圆通寺,大理古国崇圣寺。

四川:成都文殊院。

西藏:拉萨哲蚌寺、色拉寺、布达拉宫、大昭寺。

(四)西北地区

甘肃:敦煌莫高窟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拉卜楞寺。

山西:大同云冈石窟、太原崇善寺。

河南:洛阳龙门石窟、白马寺、少林寺。

河北:北京潭柘寺、戒坛寺、白云观、云居寺、石经山。

陕西:西安大兴善寺、兴教寺、大慈恩寺大雁塔、青龙寺、法门寺、荐福寺小雁塔。

之所以不厌其烦地罗列出师父曾巡礼的名山古寺,因为这就是一张朝圣地图。从这几年旅游的经验,师父的“寰游自传系列”书籍绝对是最佳向导。不论去印度朝圣,或是巡礼中国大陆的名山古刹,师父巡礼参访之地,都会大量引用丰富的佛教历史典故,来介绍与圣地古刹有关的寺史沿革、历代高僧、文物珍藏、传说灵验等,串起圣地古与今的时空接续与对话,使得佛教圣地—古与今的宗教场景、活动、氛围等,可以会面互渗。

如《火宅清凉》叙述在五台山的显通寺,有一“佛宝藏珍楼”,其中有一幅珍贵的“华严经字塔”、一部刺血书写的《金刚经》,及明版的《北藏》等。师父特别提及这座楼在导游手册中没有提到,一般游客也很少知道,平常亦很少开放。的确如此,以我今年去显通寺两次的经验,当地导游都没提此事,而遗憾这两次都是随团行程匆忙,无此安排。此外,师父也描述他参访名山古刹的人文景观、宗教氛围、僧尼群相等,留下朝圣巡礼当时的样态,可做为现在吾人去巡礼的对比参照,可以知道大陆佛教进展与变革的轨迹,是非常珍贵的第一手历史见证纪录。

西方弘法,为汉传佛教发声

“寰游自传系列”中,师父也以游记的形式,详细生动地描述前往欧、美各国行脚主七、演讲的见闻感怀。这些情节内容,让我们看到师父如何一步一脚印,以中国禅师的身分走进西方社会,成为当代中国禅法在欧美的传播者、生根者;而美国象冈道场的成立及默照禅七的举行,代表师父在国际弘化新的里程碑,亦象征当代汉传佛教取得在西方社会的发言权与行动权。

师父在欧、美各国的弘化行旅,叙述其所见所闻,能打开我们的眼界,增广见闻。例如师父在《两千年行脚》一书描述在俄国圣彼德堡,看到几乎每条街口都有堆积如山的西瓜,苹果、梨子也不少,蔬菜则有硕大的青椒、红椒、黄椒和番茄,可见农产品很充裕。而他们先前在台湾听来的传闻,以为当地物资非常贫乏,所以千里迢迢带了一大堆罐头、干货食品,结果都派不上用场。又例如《东西南北》提到在英国威尔斯牧场打禅七时,由于英国人很重视下午茶,因此每天下午竟也安排了下午茶时间,有丰盛的茶点,禅众们甚至窃窃品论茶点好坏。师父幽默地说,这是他主七以来,第一次遇到有“下午茶时间”,虽不以为然,但入乡随俗,也就默默容许了。此外,参观大英博物馆阅读敦煌写卷时,随行的果元法师突然发现有一卷背面,记载唐代某一大寺僧侣的名字,其中一位比丘,法名“圣严”,俗家姓张,和圣严师父正好相同,实在太巧合有趣了。

师父在欧洲参访的僧院,有些是由修道院改建成的。例如他在英国主七的“盖亚之家”禅修中心,原本是天主教的修道院。此外,经由师父的行脚,我们才知道在英国南部有一名为“夏芬学校”的佛教学校,这所学校充满文艺复兴时期特色的古典建筑物,当年印度大诗人泰戈尔访问英国时,还曾在此住过。另外,在英国北方海拔二千九百英呎的高山上,有一座画眉鸟洞佛教修道院,它是一个世界性的佛教团体,总名为“佛教禅修会”(Order of Buddhist Contemplatives),那儿的僧侣们过着纪律严整、知礼守戒的苦行生活,令人肃然起敬。

借由师父的笔下,也才知道西方佛教僧侣一些异于东方僧侣的有趣现象。例如从冰岛来的僧侣,认为吃鱼算是吃素。又如在象山丛林的男女众,自认是出家人,但除了进禅堂穿僧侣服,平日都穿俗众便服。而美国人出家为僧侣,很难终身出家,故其洋弟子有些已先后还俗等。

综合以上,可知游记内容非常丰富、琳琅满目。师父在抒情写景、观人描物之际,有其剪裁、聚焦的不同方式:有详略、粗细、浓淡、快慢、轻重等变化;有时是细微琐事,却是细写详描的特写;有时则用快笔速写。总体言之,师父以行云流水般的文字,引领我们仿佛亲临现场,随其走了一趟风格独具的宗教之旅。

禅者典范,开敞的生命经验

“寰游自传系列”,除了可以看到师父面向世界的“公共身分”外,也可以看到师父对于个人生命经验的开敞性。不论是生命经历中荣耀的、艰辛的、挑战的、冲突的、悲喜的、感恩的、病苦的、神秘的体验等等,都会穿插描述。荣耀的事他写得自然,病痛的折磨他写得详细;担心受怕、畏寒受冻的辛苦他也描述;这些大大小小重要、细琐的事件描述,让我们感受师父的任真自然,让我们真实贴近一个鲜活、有生活波折起伏的禅师。这也是我深深敬佩师父的地方,师父非常真诚真实,从不刻意塑造完美圣人的形象,从不神化自我,即使晚年病痛洗肾的过程,也都翔实记载,让我们看到一个如实面对生命高低起伏各个面向的大禅者典范,给予我们在修行路上莫大的勇气与启示。

综观“寰游自传系列”中圣严师父的人生经历,从出生在贫苦的江苏农家,十四岁在狼山出家,后在上海赶经忏做学僧。二十岁从军渡海来台,三十岁时随东初老法师二度出家,三十四岁开始在美浓闭关六年,四十岁时才负笈东洋留学,四十六岁取得博士学位。四十七岁时,犹在美国纽约路边捡拾别人丢弃的家具,搬回草创的东初禅寺使用,六十岁时却已创设法鼓山,成为台湾佛教重要道场之一。六十八岁创设美国纽约象冈道场,标志其在美国二十多年来传播中国禅法的具体成果。七十岁主持连续七个默照禅七,标示着圣严禅风的历史地位。七十一岁(二〇〇〇年)受邀出席于纽约联合国大会堂举行的“世界宗教暨精神领袖和平高峰会”,最终成为具有国际佛教界声望与地位的大宗教家。

记得〈当代台湾旅游文学中的僧侣记游:以圣严法师“寰游自传系列”为例〉一文发表后的某天晚上,接到师父的电话,师父说已读过我写的此篇论文,嘉勉并肯定我的论述,又叮嘱我过年要带家眷上山来玩……。挂上电话,我非常的感动,师父要照料处理的事情何其繁多,然他老人家却在百忙之中,还不忘鼓励我。这出乎意料的鼓励,至今仍温暖着我。

多元宏观,法鼓人文讲座

《年谱》记载二〇〇八年十月十九日中午,政治大学校长吴思华、教务长蔡连康、文学院长王文颜等一行,向师父表达希望在政大设立“法鼓人文讲座”,并希望于政大校园推广“心六伦”,而蒙师父应允。果然在二〇〇九年秋季,政大就开设了“法鼓人文讲座”,吴思华校长嘱我主持此课程,并特别叮咛我要用心经营。“法鼓人文讲座”在政大最好的舜文讲堂上课,我收了一百三十多个学生,还有许多想加签的学生。

那学期我请了本身就是一部当代中国文学史的政大中文系荣誉教授尉天骢教授,以及研究当代文艺美学声誉斐然的广东暨南大学副校长蒋述卓教授,分别从两岸不同的观点演讲“二十一世纪全球化下,人文社会思想新趋势与新价值观”,以开拓学生宏观的视野。另邀请清华大学特聘教授、辜严倬云植物保种基金会执行长李家维教授演讲“人与自然的对话”,李教授无比精彩的演讲,不只拓展政大人的科学视野,也让学生们兴起了保护地球的使命感。

此外,邀请任教台南艺术大学、当代杰出古琴弹奏与演唱家范李彬教授,进行“古琴弹唱:琴歌与心灵的对话”;知名作家兼画家奚淞演讲“寻找一棵菩提树:自在容颜菩萨的画像”;禅定工夫了得的女作家梁寒衣女士演讲“结夏人生:你是否也需要另一种解夏?”;佛道茶道合一的苏秀慧老师亲自带领学生泡茶、品茶,于其中体会茶禅一味的滋味。这四位演讲者分别在音乐、绘画书法、文学创作与茶道上卓然有成,又是佛法的虔敬修持者,可让学生体会佛法对个人生命真实的影响与转化。

亦特别邀请法鼓山人文社会基金会种子教师团班长王荣先生演讲“『心六伦』的心灵图像与伦理关系”,知名电视制作人张光斗先生演讲“一钵千家饭:圣严法师的万里行禅”,让学生对圣严师父的理念及行道有所认识。另外,我带领全体学生一日游参访法鼓山。一学期下来,学生和我都得到了满满的感动与收获,感谢圣严师父及吴思华校长,让我在教学生涯中留下珍贵的记忆收藏。

悲愿无穷,做千手观音之事

《年谱》中记载二〇〇八年十月十一日,玄奘大学的讲座教授罗宗涛伉俪、台北教育大学生命教育研究所所长陈锡琦伉俪,同校语文系教授涂艳秋及他们的指导学生林泰石,加上我及夫婿,一起受邀会见圣严师父。会谈中,师父阐释汉传佛教的可贵之处,亦谈及其思想体系的建构,并勉励大众要一起努力光大汉传佛教。师父并以午宴款待我们,午宴清淡精致可口,至今难忘,那时岂能料到竟是今生我与师父同席的最后午餐……。师父此生以羸弱之躯,做千手观音之事,八十载春秋所行,又何止是世间的八十载时空呢?

此生得遇师父,是生命极大的恩典。未遇师父以前,我的生命只局限在世俗的价值节奏中,局限在自我情绪、情感信念的围城中。跟随师父打禅七的经验,让我品尝到佛法带来的清凉,瞥见到生命无尽高远宽广的向度。从此就在自家安设小佛堂,修行佛法成了此生最宝贵的生命资粮。师父开启了我的法身慧命,这一恩德,永远感念顶戴。

记得师父圆寂那天,我接到琮瑜师姐的电话告知,是何等的不舍,是何等的遗憾!脑海中浮现的是师父温文儒雅的音声笑颜,“虚空有尽、我愿无穷,今生做不完的事,愿在未来的无量生中继续推动……”是的,只有大菩萨才能发此宏愿,我相信师父未曾离去,他在虚空中守护着我们,必将乘愿再来……。

源源不断,缘缘相续

作者/单德兴

从师父的言教与身教中,

深切感受到他圆融结合世间法与出世间法,

兼顾人情义理与佛法真谛。 这些年来依照师父的教法,

随顺因缘,以学术和佛法与人结缘,

自我期许:“善用资源,广结善缘,源源不断,缘缘相续。”

作者简介

单德兴

一九五五年出生于南投,一九九二年参加法鼓山第一届社会菁英禅修营,深受圣严师父言教、身教启发,从而开启为师父英文著作中译的因缘,相关译著有《禅的智慧》、《无法之法》、《虚空粉碎》等。师父称许其译笔揉合中、英文字涵养,忠实解读禅宗文献。曾任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所长,现为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根据家谱记载,我祖先自古定居山东,经多代努力,家业逐渐丰实,多行善举,甚至有一座家庙,供养着一位和尚,过从甚密,曾祖父临终时以和尚的黑菩提子念珠陪葬。父亲数度提到此事,但我不以为意,一直到多年后学佛,才想到或许祖上在冥冥中就埋下了我学佛的种子,因先母曾表示,我成长的环境欠缺学佛的条件,对我成为佛教徒颇感好奇。

南投囝仔,不识佛法

我父母亲是山东流亡学生,在家乡便成亲,由于时局动荡,家道中落,一九四八年随学校一路南迁,一九四九年七月自广东搭登陆艇东渡澎湖,于七月七日登陆。一星期后,父亲与其他五千多名男学生在刺刀胁迫下入伍,是为“七一三事件”。根据圣严师父方外好友、名作家王鼎钧先生的说法,“国民政府能在台湾立定脚跟,靠两件大案杀开一条血路,一件『二二八』事件慑伏了本省人,另一件烟台联合中学冤案慑伏了外省人。”女生和小男生则留在澎湖防卫司令部子弟学校继续就学。母亲于一九五一年毕业,渡海来台,先在高雄凤林国民学校任教,三年期满,调任南投县中寮国民学校。一九五五年我出生于南投县中寮乡永平村乡亲寮,为土生土长的南投人,一直以出身纯朴的乡下囝仔为荣。南投是台湾唯一的内陆县,中寮更地处偏僻,直到九二一大地震才较为外人所知。

我小时候上的是当地唯一的基督教长老教会幼稚园,星期天则上教会的主日学校,直到高年级为了升学补习才停止,因此对基督教教义稍有认识,但并未受洗。乡下也有一些民间宗教与不同庙宇,主要是烧香、拜拜、求神、祈福、问卜,小学高年级时适逢六十年一度的醮祭,至今依然记得当时的盛况。同学有时会提到乩童(闽南语的说法是“童乩”),甚至在教室里模仿神灵附身的模样,抖身拍桌,大呼小叫,引人侧目。这些民间信仰在身为老师的父母眼中都是落伍的迷信,避之唯恐不及。在这种环境中成长的我,完全没有机会接触到正信的佛教。

素朴《璎珞》,初结法缘

经过中学六年苦读,我通过大专联考,进了政治大学西洋语文学系,离开居住十七年的故乡,来到台北指南山下。山上便是道教著名的指南宫,同学们偶尔相约从校园后方拾阶上山参访,吃免费斋饭。但指南宫除了占地更广、建筑更大、香火更盛之外,并未改变我对民间宗教的基本观感。就当时大学生的环境而言,传教最力的是基督教,校园旁边的团契举办不少活动,如礼拜和英文查经班,信教的学生也很热心传教,吸引了一些向往西方文化、灵性探索或想学英文的大学生。相反地,我印象中却没有任何佛教组织在学校附近有据点或举办活动。由于官方对在学校传教的禁忌,连校内唯一的佛教团体都取名为“东方文化社”,很难吸引学习西洋语文的我或一般同学。两教声势的对比由此可见一斑,以致时至今日,大学班上有宗教信仰的同学多为基督徒,正式的佛教徒,据我所知,只有两、三位。

然而,冥冥中自有转机。酷爱读书的我在学校附近的书店发现一些禅宗书籍,为数不多,几乎全译自外文,如志文出版社的新潮文库,印象较深的是铃木大拙的著作,这才接触到佛书,几乎全都有关中国禅宗,可谓“外销转进口”。那些禅宗书籍之所以吸引我,主要是因为其中所载禅师光怪陆离、惊世骇俗的言行举止,以及一些高深莫测、读来似懂非懂的公案语录。大概因为适值大学生阶段,那些反权威、反传统、反流俗的行为特别具有吸引力,许多文字也幽默风趣、高深玄奥,引人寻思、流连,想探个究竟却又不得其解,愈不得其解就愈好奇、愈被吸引。

那时约略晓得圣严法师这号人物,却不知其详。直到念研究所时,西语系晚我几届的李佩光到农禅寺随师父学佛、打禅七,送我一本师父的《璎珞》,素朴无华的封面,平实安稳的内容,令人心生“文如其人、书如其人”之感,这才算与师父初结法缘,但仅止于读其书,并未兴起进一步学佛的念头。如此一过便近十年,其间陆陆续续看了一些佛书,为在研究所攻读学位的我提供了若干精神助力。至于阅读佛书最多的时候,却是在服兵役那一年十个月,不仅为我提供安顿的力量,并打下信仰的基础。

苦闷军旅,逆增上缘

一九八六年十月,预官三十六期第二梯次的我于高雄凤山陆军步兵学校入伍,接受步兵排长基础教育。三个月前刚拿到比较文学博士学位的我,已在中央研究院担任了三年助理研究员。离开全国最高学术研究机构,来到“一个口令、一个动作”的军事单位,理个五分头,顶着南台湾的大太阳,成为中士入伍生,前后际遇有如天壤之别。同批受训的预官中以我最年长,比五专毕业生整整大了十岁,甚至比中队长都年长。在参谋总长郝柏村的要求下,接受严格的体能训练与枯燥的政治教育,每天清晨跑五千公尺,练习班排连攻击,揹着步枪攻七一四高地,背诵〈国军教战总则〉,再加上因跳箱不慎摔伤脚踝……身心的不适应与苦闷可想而知。我自幼家庭和乐,一路求学顺遂,军中这段日子成了人生的谷底。未曾真正算过命的我,一度找一位据说功力高强的命理师算命,结论是我正走“空亡运”,这还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受训期间遇到“点放”时,当天就得收假归营,无暇回南投探望父母或回台北探望妻子,只能在高雄附近逛逛,看看佛书,顶多到佛光山参访,也曾就近参访凤山佛教莲社,后来才知两处的住持星云法师、煮云法师与圣严师父都有深厚的法缘。

四个半月的入伍训练之后,我被分发到同在凤山的中正国防干部预备学校担任队职官,与学生一起生活。比起在步校受训,自己可支配的时间多了许多,而且与另一位排长同住一间寝室,有自己的空间与书架。由于轮流值星,每两周放假一次,其余时间必须待在学校,不许外出。苦闷中的我深感以往钻研的文学与生命有隔,无法帮助我处理眼前的困境,于是搁下文学,广读佛书。

昔日书中读到的各种苦,只是抽象的描绘与解释,如今真正遭遇人生低潮,八苦中除了生、死之外,老、病、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五阴炽盛六苦都成了日常生活中的切身体会。我的两个书架摆满了从书店和庙宇请回的佛书,包括广钦老和尚、圣严法师、星云法师、证严法师、密宗陈健民上师等代表人物的著作,有空便读。陈健民上师的《曲肱斋全集》内容丰富,让我深深感受到佛法的博大精深;星云法师的演讲集平易近人,条理分明;证严法师的著作娓娓道来,苦口婆心;广钦老和尚的开示单刀直入,直截了当,尤其那句“做事要心甘情愿才会长智慧”,对在军中的我不啻当头棒喝。在这些佛书中,让我觉得最符合佛法、义理、人情的就是圣严法师的著作。除了重温他的一些禅书之外,我还阅读了《戒律学纲要》这类在军旅之外难得有时间细读的著作。此外,一向排斥背诵的我,想到与其背诵〈国军教战总则〉,不如背诵佛经,于是花了一些工夫记诵了最短的《心经》与《八大人觉经》(至今《心经》都还是我早课必诵)。许多人认为当兵是浪费时间,对刚踏上学术生涯的年轻学者尤其如此。然而,回首军中的一年十个月,对人生顺遂的我是毕生难得的逆增上缘,让我直接面对生命中的各种苦,亲身体会为何四圣谛中以苦谛为首,以及随之而来的集、灭、道诸谛。

禅修入门,“黄埔一期”

军中岁月让我暂时脱离学术环境,阅读了许多佛书,由于最令我信服的就是圣严法师,于是决定皈依,而且知道他的身体一向不是很好,既然有此想法就不宜拖延。于是一九八八年八月退伍后,我于第一个周末回南投拜望父母,第二个周末就只身来到北投农禅寺皈依,法名“果僖”,成为正式的佛教徒。

军旅经验让我深切体会到,书本上的知识在面对人生苦难时往往很难派上用场,学院见闻也让我认清知识分子的特色与限制。因此,我留意“学佛”与“佛学”之别,注重将佛法的慈悲与智慧应用于日常生活,为自己和他人解决烦恼,而不是累积知识,徒托空言。然而由于研究忙碌,再加上出国研修,一直未能正式跟随法师修习佛法,颇引为憾。

一九九二年初,我在《人生》月刊上看到社会菁英禅修营的公告,由圣严师父亲自主持禅三,喜出望外,但不确定自己符不符合“菁英”的资格,于是打电话到农禅寺询问,由赵卯琳师姐接听。我说明来意,她问我在哪里服务,我说在中央研究院担任副研究员,她就说“算啊,算啊!”于是我就正式报名,参加了二月九日至十二日的菁英禅修营,总共四十位学员。因为属于试办性质,所以没有“第一届”的名称,后来各方反应良好,于是续办下去,二〇〇九年改名为“自我超越禅修营”,至今已近四分之一个世纪,接引了许多仰慕佛法的社会人士。有机缘参加第一届禅修营的我,常戏称自己为“黄埔一期”。其实,师父领进门之后,重要的是个人的修行,而不是年资的多寡,否则马齿徒增,只是愧对师父、自己和他人。

首届禅修营的禅堂在法鼓山上最早的观音殿,如今早已拆除,殿内的观音座像就是现在法鼓山顶的开山观音。这次禅修对我们这批平时养尊处优的社会人士可真是震撼教育。一方面光是长时间禅坐就让众人腿疼腰酸,吃尽苦头,全程禁语也让一些平日口若悬河的教授、民意代表、公司主管很不习惯,三天的集体生活仿佛让我又回到了学生时代和军旅生活。另一方面,师父使出浑身解数,务必让我们这些“自投罗网”、“头角峥嵘”的人满载而归,除了亲自指导禅修,手持香板巡香之外,特辟讲堂授课,解说佛法要义与禅修须知,为了让我们能把佛法带下山去,破例允许笔记。总之,除了禅法的观念与方法的传授与实作,还有日常起居无微不至的照顾,务使我们在饮食生活安顿的情况下,全心全意学习与吸收,这种为传扬佛法的努力奉献令学员们非常感动。三天的暮鼓晨钟(实则是“晨鼓暮钟”),多少敲醒了我们沉睡已久的佛性,不少人在早晚课及忏悔礼拜中热泪盈眶,甚至落泪不已。

译书受教,解行并进

我深受此次禅修启蒙,以后陆续参加了几次禅三,又斗胆参加了几次禅七,每回都有不同的感受与体会。由于个人愚钝,不悉佛门术语,每次报到时看到旁边有“打斋”的地方,心中总是纳闷:“斋”要如何“打”?在农禅寺参加几次禅七后,承蒙师父、法师和志工悉心照顾,自忖何德何能,竟在佛门胜地如此白吃白喝,深觉惭愧。有次禅七结束后,我向师父的秘书果光法师表示,师父有些英文著作似乎没有中文版,接受英美文学训练的我已翻译过一些书,不知能不能让我尝试中译?不久果光法师转告,师父同意此事,于是开启了我翻译师父作品的因缘。我自一九九四年协助翻译、整理《心的诗偈:信心铭讲录》(一九九七),后来独译《禅的智慧:与圣严法师心灵对话》(二〇〇三)、《禅无所求:圣严法师的〈心铭〉十二讲》(二〇〇六)、《无法之法:圣严法师默照禅法旨要》(二〇〇九)与《虚空粉碎:圣严法师话头禅法旨要》(二〇一一),前后十七年,相关的翻译因缘见于各书的序或跋,其中尤以师父圆寂后出版的《无法之法》过程最为惊险,真可谓“大死一番”、“败部复活”。我在《禅无所求》〈译者序〉中特地提到自己翻译的“优先顺序为忠实、顺畅、精简”。如今回想,实在庆幸个人有机缘结合翻译专长与终极关怀,中译师父在美国的禅修开示,不仅深入了解、揣摩原文要义,并与广大华文世界结缘,发挥了自利利他的作用。

师父的言教与身教对我的影响非常大,总归一句就是:我的肉身拜父母所赐,法身慧命则拜师父所赐。从师父的言教与身教,尤其是从当面与书面的开示中,深切感受到他圆融结合世间法与出世间法,兼顾人情义理与佛法真谛,并以平易近人的语言文字,善巧分享自己的体会与心得。师父多次表示,他热心弘法是因为佛法那么好,但知道的人那么少,误解的人却那么多。他在回应有关《法鼓全集》的提问时,明确表示自己著书立说的原则:“我的写作目的从来便不是自己有话要向读者倾诉,而是感受到读者们急需要知道些什么,站在读者的立场提供所学及所知。所以我在执笔之时,首先考虑的是读者的阅读兴趣及阅读效果。如果我的读者读完我的一篇文章,而不能清晰地获得有益的观念和实用的知识,便等于浪费了读者的时间。”

由此可知,师父的目标是为了弘法利生,而弘法就是智慧,利生就是慈悲,因而是悲智双运。为了更有效地弘法利生,自己必须精进、力行,并视不同对象因材施教,因而是解行并重,善巧方便,以达到自利利人的目标。《圣严法师一〇八自在语》中也提到,“人生的价值在于奉献,在奉献之中成长,广结善缘。”惭愧的是,这些年来我俗缘缠身,未能精进禅修,有负所学,但一直与法鼓山保持联系,依照师父的教法随顺因缘,学习在日常生活中以学术和佛法与人结缘,每日自我期许:“善用资源,广结善缘,源源不断,缘缘相续。”

师父常说自己只是一介凡夫、普通和尚。然而就是因为他自认平凡,踏实努力,反而成就了他的不凡,并鼓励大家见贤思齐。师父多年的言教与身教让我受益良多。这些言教普遍见于各种禅修开示和演讲,其中一些我有幸当场聆听,其他则听录音或看录影。禅堂开示由于配合当时情境,最是结合言教与实修。印象较深刻是一九九三年九月师父应邀到香港伊莉莎白体育馆连续三晚宣讲《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台湾组织了数百人的听经团随同前往,我奉命记录师父的开示,后来整理成小册子《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讲记》。

另外,对我个人较特殊的就是这些言教与我的翻译之间的关系。在翻译师父的著作时,我认真理解,留心揣摩,除了字面意思之外,还回想师父在禅堂中的言谈、措词、甚至风趣幽默,努力在译文中重现师父现场的开示与风采,重塑禅堂的气氛。这些工夫并未白费,如师父在《禅无所求》〈序〉中写道:“单德兴跟我学佛修禅,也有好多年了,他的中、英文造诣都很有底子,他的译作既能掌握英文原意,也能兼顾华文读者的习惯,及对禅宗文献的忠实解读,所以非常受到华文世界的欢迎。”我也因为这些迥异于自己学术领域的译作而与佛教读者结缘,走访华人世界时,不时得到不同地方读者的溢美之词,但我总说这些书是师父的功劳,自己只不过是“鹦鹉学舌”,传达来自师父的讯息,至于如何信受奉行、解行并进,则是我今生最重要的功课。

禅者身教,分秒不空过

另就师父的身教而言,我常在一些场合分享几个例子。其中之一就是一九九四到九五年,我担任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人,趁着“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长假,从波士顿搭灰狗巴士南下纽约,到东初禅寺跟着师父打禅七。由于美国禅众比台湾少了许多,与师父更为亲近。那时分配给我的工作是打扫浴室以及收拾师父书房的垃圾。有天中午我到师父的书房,敲门进去清理垃圾,发现师父正将卷起的垫被摊开,准备休息,这个情景让我非常讶异。当时兴建法鼓山的活动已如火如荼展开,募集了许多款项,但我在东初禅寺看到的竟是一个没有床、要打地铺的老和尚!再者,因为师父准备午休,没穿外袍,所以我看到的是师父弯着膝盖坐在地板上,而膝盖骨就像要穿透长裤而出。我知道师父一向体瘦多病,但不知道竟会瘦到那种程度,仿佛只是一副骨架撑着衣服!此情此景令我非常震撼与感动。

一九九六年四月下旬,师父率领一行三百人到江南参访祖庭与出家之地南通狼山广教寺,求学时期的上海静安寺,以及包括九华山、普陀山在内的佛教胜地,进行寻根探源与圣迹巡礼。师父要我们以打两次禅七的精神来走完全程十四天,尽量禁语,遵守公共秩序。由于我那组有位具护理经验的师姐,从她得知一天行程结束后,师父晚上在旅馆经常由她打点滴以补充体力,但在众人面前依然谈笑风生,行所当行。有一次在长江渡口等船,同行的有人闭目养神,有人观赏风景,我则乘机观察师父,看见坐在第一排的他在小笔记本上振笔疾书,待渡轮抵达时就收笔,把笔记本揣到大袖子里,从容大步上船。由此可见师父如何珍惜机缘,善用时间,那也就是为什么师父尽管法务繁忙,但游记和著作不断出版。有关那次江南佛教圣迹巡礼的纪录,以师父的游记《步步莲华》最为翔实,为同行者记下了一期一会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成为珍贵的共同记忆。

师父后来因为多年奔波,为法忘躯,健康恶化,经常住院,但只要情况许可,一定参加社会菁英禅修营的共修会。有一次在共修会中,他特别提起自己在医院已经死去,又被救活的经验,有如在诉说别人的故事,我们虽知其中的惊险,但听师父轻松道来,也就不太以为意。然而师父的健康每况愈下,最后一次在共修会看到师父时,他的身体已经非常非常虚弱了,依然在侍者搀扶下举步维艰地进入会场,以微弱的手势向我们打招呼,并以眼神慢慢环视出席的学员,几乎都无法开示了,那颤危危的身影让我们看了几乎落泪。

“输血管”启示,成熟众生

记得师父在江南佛教胜地巡礼时,经常期勉我们要进入祖师大德的内心世界。但我们这群既无慧根、又乏修持的人难以体会何谓祖师大德的内心世界,遑论进入了,只能面面相觑,彼此探问,深自惭愧。随着时光的流逝,尤其师父圆寂后,我们去参加师父的植存典礼,听到师父生前关怀护法信众的开示录音,幽默地问大家带了什么礼物来看他?又说,“虚空有尽,我愿无穷”,“我今生做不完的事,愿在未来的无量生中继续推动,我个人无法完成的事,劝请大家共同来推动。”那时我们才比较能领会师父的心情,遗憾的是他已经圆寂了。

随着自己年岁渐长,对佛法与人情体认渐深,较能领会师父的内心世界,那就是尽形寿,献生命,弘扬佛法,以期自利利人,悲智双运,庄严国土,成熟众生;简要地说,就是法鼓山的理念:“提升人的品质,建设人间净土”。

目前的我,除了以自己的能力与专长,致力于居士应有的世间义务之外,就是秉承佛法与师父的悲愿,希望在有限的余生尽量福慧双修,广结善缘。师父曾把自己比喻为输血管,将释迦牟尼佛与历代祖师大德所传的佛法,经过自己的学习、了解、吸收、实践、淬炼后,再用符合当前环境与对象的语言文字弘扬出去。身为师父的弟子及译者的我,或可喻为“输血管的输血管”。

因此,“今生与师父有约”对我而言,就是从一个完全不知佛法为何物的人,到对佛法稍有概念但未真正上路,再到接触正信的佛教,在师父座下皈依三宝,接受禅修指导,慢慢走上修行之道。今生能成为师父的弟子,并成为中译师父最多作品的译者,因缘必然非常深厚。已迈入耳顺之年的我,希望在时间、能力、体力、心力、愿力允许的范围内,继续充当输血管的输血管,更深入师父的内心世界,为弘扬佛法略尽棉薄之力,不要辜负难得的一生。

圣严法师简介

人间比丘圣严法师(一九三○~二○○九),自喻为「风雪中的行脚僧」,曾获《天下》杂志遴选为「四百年来台湾最具影响力的五十位人士」之一。

一九四三年法师于江苏狼山出家,历经经忏、军旅生涯,十年后再度出家。不论六年闭关苦修、日本留学、美国弘法,或是开创法鼓山,总是在无路中找出路,在艰辛中显悲愿,在坚毅中见禅慧;他的生命,就是一场实践佛法的历程。

为了提高佛教地位及僧众素质,法师在四十岁时毅然赴日留学。一九七五年取得东京立正大学博士学位,历任台北中国文化大学、东吴大学等校教授,以及中华学术院佛学研究所所长、美国佛教会副会长、译经院院长,并创办中华佛学研究所、法鼓山僧伽大学、法鼓佛教学院、法鼓大学,培养佛教高等研究人才。

一九八九年擘建法鼓山,历经十六年,终于在二○○五年十月二十一日举行开山大典。此「世界佛教教育园区」旨在推动学术研究、修行弘化、关怀照顾等工作,并逐步扩建海内外弘法、禅修、文化、教育、关怀的组织体系。目前于台湾各地及欧、亚、美、澳,亦广设禅修中心。为弘传汉传佛教,法师并于二○○五年开创继起汉传禅佛教的「中华禅法鼓宗」。

法师长年奔波美、台两地,密集应邀至世界各地指导禅修,为国际知名禅师。秉承临济及曹洞两系法脉,以自然生动的方法随机应教,跨越文化藩篱,吸引了无数东西方人士。更经常与科技、艺术、文化等领域之菁英进行对谈,乃至与不同宗教进行和平合作,深获海内外各界尊崇。

除此,法师擅长以现代人的语文普传佛法,至今已有中、英、日文著作百余种,先后获颁中山文艺奖、中山学术奖、终身文化贡献奖等;其中多种著作被转译流布世界各地。

法师教法以「心灵环保」为核心,立基于汉传佛教的传统,不断朝国际化、多元化的目标迈进,担负起现代佛教继往开来的人间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