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生與師父有約(十)

緣起代序

為了與社會大眾分享法鼓山創辦人聖嚴法師的思想行誼,聖嚴教育基金會於二〇〇九年九月起,在聖嚴書院講堂(即聖嚴法師晚年駐錫的中正精舍)舉辦五十二場次「無盡的身教──今生與師父有約」講座;會中廣邀聖嚴法師四眾弟子,與大眾分享法師之身教與言教;透過講者親身經歷的師徒互動細節,與聽眾一同緬懷聖嚴法師的人生行履,再次聆聽聖嚴法師的親切教示。

講談內容,包含聖嚴法師在日常生活中,對弟子言談與行儀的細膩調教,以及於國內外弘化時,應機教化大眾、調柔眾生的方便;乃至法師晚年臨病,面對生死的自在身教……。即使是小小的故事、簡短的對話,無一不是慈悲與智慧的顯發,激勵來者發起「效法聖賢、實踐法教,以報深恩」的願心。

講座圓滿後,深感這些生命交會的真情故事,充滿了法的滋味,聽眾因此自動發心進行文稿整理,並由聖嚴教育基金會集結出版。許多自早期以來即跟隨聖嚴法師學習禪修的東、西方弟子,對聖嚴法師的身教與言教,亦有深刻的體會,因此一併進行採訪與整理,期與社會大眾一同學習聖嚴法師的智慧,共同成就人間淨土的大願。

為下一代做準備

講者/杜正民

參與佛教資訊數位化,是為下一代鋪路。

假使未能將佛學資源完成基礎建置,

下一代入門將備嘗辛苦。

這是很重要的一步,

後期我投入較多者,便是將佛教資料數位化。

這也是向師父學習:為下一代做準備。

講者簡介

杜正民

一九五二年出生於苗栗苑裡,一九七八年於善導寺大專佛學講座初見聖嚴師父,隨即參加中華佛教文化館禪七,一九八七年入學中華佛學研究所。師父早年曾勉勵他,或是出家,或當學者,料必大有可為。歷任中華佛研所圖書資訊館館長、法鼓佛教學院副校長、中華電子佛典協會副主任委員。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因病捨報。

在法鼓山,常有人稱我「老師」,其實我所學有限,貢獻也少,僅因在法鼓山體系時間較久,年歲較長,徒具虛名而已。

我是一九八七年第六屆中華佛研所學生,畢業後留校任教,迄今近三十年,這是很難得的經歷。我常講,自己是被聖嚴師父關在象牙塔裡的人,每日與經典、文獻為伍,卻也是我幸運之處。

晚近十幾年,拜時代科技之賜,我們已先後完成《大正藏》、《卍續藏》及《法鼓全集》紙本數位化等專案,近期則著手建置聖嚴法師數位典藏資料庫。希望在這個基礎之上,未來的讀者乃至研究人員,能夠比較快速且重點性掌握聖嚴師父的思想與教法。

參與佛教資訊數位化,目的只有一個,就是為下一代鋪路。因為下一代的學習工具與我們這一代全然不同,假使未能將佛學資源完成基礎建置,下一代入門將備嘗辛苦。這是很重要的一步,後期我投入較多者,便是將佛教資料數位化。這也是向師父學習:為下一代做準備。

「流浪」歲月,幸遇師父

聖嚴師父於一九七七年底從美國返回臺灣,第一件事就是辦教育。翌年即應邀於中國文化學院中華學術院接任佛學研究所所長一職,同時期於中華佛教文化館主持禪七,緊接著一九七九年於農禪寺成立三學研修院。由此可見,學院教育、修持與建僧為師父興辦教育的著力點,但是理念的醞釀、發展至成熟、實踐,往往需要時間積累,這條路確實走得很漫長。

遇見師父是很有趣的機緣。一九七八年,我因參加中國佛教會舉辦的大專佛學講座,首次見到師父。由道安老法師成立的大專佛學講座最初設於松山寺,一九七四年起遷往善導寺舉行。那段時期我常到善導寺,倒不是對佛學有心,只為寺裡提供了非常可口的素食。一九七八年十月,師父應邀演講,於講座中宣布即將舉辦禪七的消息,我很高興報名,迷迷糊糊去打七。

當時我二十來歲。在二、三十歲那個階段,我常記不得自己年紀,彷彿時間與記憶止於十三歲父親往生那年,只是這層影響過去未曾留意。由此推算,遇見師父那年,我約莫二十五、六歲,已經在「流浪」了。

所謂「流浪」,是受德國作家赫曼.赫瑟《流浪者之歌》一書影響。那種境況,總在尋找生命意義,也不清楚生命的目標與方向,工作亦不穩定。有段時間我到處教書,並於生命線協會擔任義工。年輕的我大抵是這樣過來的。

某種程度來講,那時的年輕人,正處於從西方走回東方的摸索期。學古箏、古琴、練太極拳,甚至學習佛法,都是我嘗試走回東方的方式。當時懵懵懂懂跑了幾個道場,印象很深的是,在華嚴蓮社聽南亭老法師開示,老法師濃厚的鄉音,加上我於佛法的一片空白,能夠聽懂的實在有限。

因為流浪的心,才有因緣聽到師父演講,參加師父返回臺灣主持的第一場禪七,至於什麼是佛學、禪七,完全沒有概念。記得當年在小參時,師父問我看過哪些佛經?讀過哪些基礎佛書?我說統統沒有。師父就講:「你好大的膽子。」可能師父覺得很好玩,怎麼有人什麼都不懂,迷迷糊糊就來打七了?

禪七最後一天,師父掉了眼淚,使我非常感動。他說:「佛法這麼好,知道的人卻那麼少。」這段話可能現在很多人耳熟能詳,但在當時我是第一次聽到。在禪堂那樣嚴厲的法師,卻在最後一天的開示落淚,顯見師父為佛法的悲心。

禪修入門,師父勉勵

那次禪七,體驗很多,感受很好。簡言之,改變了我對佛教的看法,從此對佛法很有興趣。另一收穫是開始能看懂古籍。比如從前讀《大學》,只見其字面意義,禪七之後再讀,覺得內容與禪修極為吻合。當時我還無法釐清儒家與佛家的思想脈絡,只覺得《大學》好像也在談修行。有了禪修體驗再看古籍,才發現不只是文字而已。我對佛法的信心,就從那時萌發;日後至臺灣大學旁聽、自修學習,從而走上所謂佛學研究這條路,都與這次禪七有關。

禪七後某日,返回文化館見師父,師父問我:要不要跟著他到華岡上課?當時師父在文化學院帶博士班課程,學生不多,約三、四人。其中有一門課教材是《禪源諸詮集都序》,現在我終於能熟記,當年則是連這幾個字如何分解都不懂。同一時期,師父有幾場公開演講,囑我根據錄音帶整理成文。日後《法鼓全集》收錄其中二則,整理者姓名也被保留在文末。

鮮少提起禪七結束後,師父希望我出家,並於返回美國後寫信給我。只因我選擇「逃兵」一途,也就沒有報考第一屆中華佛研所。但我仍通過自修,藉由兩個管道,與佛學保持一段不遠不近的距離。

其一是借重圖書館。早期天主教利氏學社所附設的耕莘圖書館,以漢學圖書蒐集為其特色,其中豐富的佛教資料,亦從漢學角度予以選籍,是我當時自修管道之一。其次是旁聽佛學課程,包括臺灣大學葉阿月老師執教的印度哲學,以及楊郁文老師於靈山佛學研究所等處講授的「《阿含經》之研究」,均是當時印度佛教首選課程。藉由這兩位老師的專長,確實幫助我建立起印度佛教思想史基礎。

一九八五年,甫從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取得博士學位的恆清法師,應聘於臺大哲學系,首次於大學校園開設如來藏思想課程。恆清法師的講學風格,條理清晰、次第嚴謹,使我對如來藏思想產生極大興趣,並抓到一些佛學的重點。日後又陸續旁聽楊惠南老師「吉藏」、「禪宗」、楊政河老師「華嚴」,及張瑞良老師「天台」等中國佛教課程。

經過數年自修,我曾仗著自我感覺良好,自不量力地以英文寫成一篇佛學研究心得,當面呈給師父,指定投稿《中華佛學學報》。師父勉為其難收下,表示會交給其他老師審稿,之後垂問於我:「要不要回來佛研所念書?」印象中,師父對我大抵有二種看法,或是出家修行,或是從事學術研究。師父曾說:「未來你也可以成為很好的學者。」當時只覺得詫異,因我並不愛讀書,只好玩、愛探索。

真正促使我走向佛學研究的臨門一腳,則是某次恆清法師於課後問我:「要不要去讀中華佛研所?」其實,師父稍早垂詢,已啟動我審思重返系統化學習的想法,恆清法師這一鼓勵,則使我正視機緣難得,稍縱即逝。那年我三十五歲,已屆中華佛研所招生年齡上限,若不把握,恐怕再也沒有機會了。

立足中華,放眼世界

有幸於一九八七年成為中華佛研所學生,從此跟著師父學習,於法鼓山成長。

以當時臺灣來講,佛研所是很特殊的學習環境,因為師父非常重視語文教育。某次與信眾談話場合,師父頗自豪地講:「我們學生讀的書,比醫學院學生還要多,下的工夫還要苦,但他們是沒有學位的。」確實如此,早期佛研所學生都很清楚在此讀書沒有學位,對於能夠學習巴利文、梵文等「佛陀的語言」很歡喜。除了看重佛典語文,師父亦重視學術語文,主要為英、日文,假使可以,法文、德文都應該學習。

師父從他個人學習歷程所開展的國際視野,由中華佛研所所訓得以顯見,尤以前面兩句:「立足中華,放眼世界」,期勉學生視野要廣、心量要大。早期佛研所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能培養出一、二十位校友赴國外深造,取得博士學位,確實不易。我出國參加會議,曾遇到好幾位名校的外籍老師,讓我推薦佛研所學生前往就讀,原因是我們的學生語文基礎穩固,對漢語佛典掌握勝於歐美學生,學問也都滿紮實,故能於國際學界受歡迎。

回頭看早期佛研所辦學,猶如奠立基礎,不論師資、學生與學校,逐漸於國際享有一席之地。當時也會有些反思,比如與同時期其他佛學院相較,我們的義理課程確實較少。然而迄今,我仍認為,假使學生語文基礎訓練不足,而直接進入義理研究,恐怕會有風險。假使要從事佛學研究,仍應以語文優先。

教育藍圖,理念與工程並進

現今位於北海岸金山的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事實上與中華佛研所遷建有關,當年工程主體即名為「中華佛研所遷建工程」。師父於一九八九年覓得金山這塊地,日後因緣很好,周邊土地陸續買進,教育理念亦逐漸發展。

記得一九九〇年初,佛研所師生隨師父上法鼓山探勘,只見師父手執木杖,指天畫地,氣勢勃發地預告未來的圖書館、教學大樓及國際會議廳等等所在。可是在我們眼前,除了一片荒山,什麼也看不到。在現今的圖書資訊館前沿,當時有條小溝,我們坐在那裡,腳踩在溝裡,滿心歡喜聽著師父描繪心中的教育藍圖。

一九九〇年首次舉辦的中華國際佛學會議,日後改為兩年舉辦一次,對中華佛研所乃至法鼓山國際活動之開展,應屬重要歷史事件。透過邀請國際重量級學者來臺交流佛學義理,並傾聽他們對法鼓山建設的意見,從當年的時空來看,確實有其國際影響力。

在法鼓山園區部分建築群啟用前,山上最盛大的一次活動,當屬一九九六年十月奠基大典及地宮安寶儀式。用來典藏臺灣當代佛教史料的地宮箱函,位於大殿正下方,所收入的三百餘件鎮山法寶,預計於西元三千年開啟。值得一提的是,其中有一片《大正藏》光碟,內容集梵文、巴利文、藏文及漢文等多種語文佛典,我們的想法是記錄二十世紀末至二十一世紀初,臺灣社會所流通的《大正藏》樣貌。當年學界已在建置佛學數位資料庫,發行《大正藏》數位光碟的「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BETA),則於一九九八年成立。

數位時代,經典轉型

CBETA確實是受到國際學界高度矚目的計畫,其緣起為一九九四年,恆清法師於臺大成立佛學研究中心,廣邀佛教學者及專家參與,期透過現代學術研究方法,並結合現代科技,建構一套系統化的佛學資料庫。當時主要著重於二手文獻研究,即現代研究資料整理,我亦為其中成員。

直至一九九七年底,恆清法師獲北美印順導師基金會支持,已募得CBETA成立基金。但以「中華電子佛典協會」目標設定,非單一團體支持,盼能促成教界合作,故仍積極促緣。一九九八年二月十三日晚間,中華佛研所所長李志夫老師、惠敏法師及我,至農禪寺向師父報告此一專案。師父很鼓勵,也滿認同這項計畫由眾緣成就,成果共享。因有師父首肯,佛研所於是積極參與。二月十五日,CBETA成立儀式於法鼓山安和分院舉行。

CBETA前五年經費,由北美印順導師基金會護持,後續由師父引薦一位新加坡信眾支持。很感謝這兩個因緣。CBETA雖非隸屬法鼓山體系,然而法鼓山投入的資源與技術支援相當多,從早期中華佛研所,至法鼓佛教研修學院、法鼓佛教學院,及現在的法鼓文理學院,未曾間斷。

個人覺得,這些年建置CBETA是很重要的時機點。從歷史來看,任何一項計畫,皆有其最初版本及日後更完善的修正版,但至少目前的CBETA是一次成功轉型,對我們這個時代有些美好的貢獻。

舉例來講,《大正藏》光碟發行後,我們曾接到一封來自大陸民間的電子郵件,信中談及早期他想讀藏經,卻苦無門路,直至某位法師向他引介CBETA,終於一償心願。他整整花了五年時間,將CBETA所蒐集的漢文大藏經全都讀過,很不簡單。他很感謝CBETA,假使沒有數位佛典流通,閱讀藏經或許仍是遙遠的夢想。

早年我們去絲路也收到相同回饋。當時整條絲路唯一的一套《大正藏》,收藏於敦煌研究所,假使研究人員在某個石窟找到資料,必得返回敦煌研究所進行比對,其間往返車資及時間成本,均相當可觀。當他們取得《大正藏》光碟,欣悅之情溢於言表。二〇〇〇年前後,研究人員只要備妥筆記型電腦,等同隨身攜帶《大正藏》。

對國際學者來講,那是更好用了。我常講歐洲許多研究機構所做的佛典殘卷研究,就像玩puzzle(拼圖),拼湊殘破的碎圖,但是拼成以後,要對回原始經典就很難了。電子佛典問世之後,只要找到幾個字就能上網搜尋,找出原典。那真是方便許多,研究者可以很快復原資料。這應該都是CBETA對這個時代的貢獻。

我們這一代把資料蒐集完整、將資訊做得正確是最重要的,包括標記及後設資料,都是為了留給下一代進行資料探勘,這應是未來的趨勢,現在已可看到一些脈絡。例如我們做高僧傳,將歷代高僧的人物關係網絡予以連結,若以從前的人工整理方式,大概難以想像,而我們已做到這一步,未來的研究者,從資料背後往下繼續探索,相信會有嶄新的發現。

《法鼓全集》,藏經入口

二〇〇二年首度發行的聖嚴師父《法鼓全集》光碟版,為佛研所(佛學網路資訊室)繼藏經數位化後的另一重點計畫。當初承接專案時,曾向師父報告需要數位化的原因。就我個人理解,《法鼓全集》如同一部白話「小藏經」。師父的著作皆有經典依據,而師父為接引大眾,予以淺顯親切的文字詮釋,使讀者易於閱讀,可惜讀者往往因此忽略經典出處。

事實上,當我們完成《法鼓全集》數位化,曾將書中引用經論進行分析,發現《大正藏》一至五十五冊,有關印度撰述部及中國撰述部,師父共引用五十四冊,唯有一冊未引用,原因是該冊共四集,師父引用其中三集,另外一集因與研究比較無關,所以沒有引用。等於說,《大正藏》的印度撰述部及中國撰述部,師父都引用了。從事佛學資訊數位化常有種感嘆:大藏經這麼好,但是怎麼用?《法鼓全集》是很好的入門,通過《法鼓全集》可以很容易進入藏經系統,因為師父已為我們做了最佳導引。

教育真諦,普遍通達

聖嚴師父以中華佛研所為教育基礎,從一個國際型的研究所,發展至世界佛教教育園區,這條路很漫長,走了二、三十年,總算建構一個完整的學院。從歷程來看,或許可有一些省思。

文化館時期的佛研所,特色是擁有獨立的辦學空間,師資也以外聘居多,整體氛圍很像是珍貴的學術交流,優點就是培養一批批學者出來。而師父晚年凸顯以漢傳佛教為重,或許是覺得佛教教育不該僅是如此,應當還可賦予宗教情操。因此,佛研所遷址法鼓山上之後,又發展出另一種格局。

二〇〇七年四月八日,法鼓佛教研修學院正式成立,成為研究與修持並重的學院,並獲教育部認證學位,這次轉型應是師父所樂見的,就在研修學院掛牌啟用當天,師父難掩興奮地說:「這是我最開心的一天。」至此,學術與修行及道場結合,佛教教育的領域愈見寬廣,開始發展佛教教育園區的概念。

二〇〇八年,法鼓佛教研修學院更名法鼓佛教學院,是另一次轉型,開始與社會議題結合。如佛學與資訊、佛學與科技、佛學與日常運用,都是新開發的專案計畫。一方面保持既有的基礎學術水平,同時開拓新的路線。

二〇一四年,法鼓佛教學院與人文社會學院合併,成為法鼓文理學院,即是據此模式予以擴大。假使這個方向走得穩,或許能更接近師父提倡的教育理念。也就是以佛教教育做為基礎教育,起點是學院,但不能止於學院。一方面向外擴展,與群眾及社會結合;一方面將學習用於生活實踐。換句話說,大學院教育固然很重要,卻須融入於三大教育,才能層層拓展,發揮基礎且普遍的教育功能。目前文理學院已有這個共識,但仍在摸索,還需要實務累積。

近年我常參與信眾教育,到各地分享,也是基於這層反省。包括參加法鼓八式動禪師資培訓,與大家一起接受訓練,參與推廣。從學院走入地區,了解信眾的需求,這是我全新的學習,與做研究完全不同。

很早以前我到日本參加佛學會議,發現日本學者有個特色,他們在學校是學者,回到寺院是法師。有次參加結合學術與禪修的一場會議,有位知名的老學者在同一場地,若是學術場合他就穿西裝,若是禪修活動他便換上僧服。我當下很讚歎,這才意識到將學術、修持整合的佛教學者,是我心中比較圓滿的典範。因此覺得每位老師,假使可以,也要走入地區,了解大眾需求。我是到了二〇〇六年以後,才慢慢有些改變。

寶山無盡,為下一代準備

能於法鼓山服務三十年,真的很感恩,使我對師父的理念比較能夠深入理解,因理解而逐漸內化,因內化而實踐,這都是潛移默化的過程。其實,我與師父實際互動不多,總是淺淺淡淡的,跟在師父身後學習。

師父對教育體系的用心、重視倫理,且尊師重道,常使我自嘆不如。比較訝異的是,十年前(二〇〇五)我因病入院,返家當日即接到師父電話。那時師父也在病中,掛上電話前,我請師父好好保重,師父說:「是啊,應該保重,你也要好好照顧自己。」如此用心細緻,即使病中,絲毫不減。我想這就是師父的身教——利他為先。

早期,師父還不是那麼忙的時候,每年教師節及中秋節,均會親自給老師送禮,那是真正體現一視同仁,即使「小牌」如我,也讓師父費心了,總之那些年收禮收得很慚愧。很感佩師父那一代人對師者的禮遇、於尊師重道的崇尚,是我們應該好好學習的。日後我也受師父影響,逢年過節,向老師們致意,感謝他們。

因為執事,常在法鼓山上,很感恩師父建設這處美好的教育環境,如師父所說,有佛法的地方即是學校。還記得二〇〇五年十月,法鼓山落成開山極有趣的一幕景象:我負責接待國際宗教師貴賓,儘管全山禁語,但因國外貴賓不懂什麼是禁語,正是盛情踴躍、交談熱絡。我好奇他們談些什麼?原來是「佛陀的微笑」,他們覺得大殿那三尊佛,笑得滿可愛的。從此我學會了,在個人每日的「法鼓山巡禮」增入一站:到大殿看佛,對著那三尊佛像笑一笑,學習佛陀的微笑。

再有一站,是到開山紀念館的〈開山偈〉前,誦念師父的法語:「開山的意義,是每個人開自己心中的寶山,就是如何成就智慧、成就慈悲心,來共同為我們的社會、為我們的世界,提供和諧、平安、快樂、健康。這個工作是永遠做不完的,只要一天有人出生,就有人心中的山要開。因此這個山是無盡藏,是一個開不完的寶山。」每天經過那裡,就像接受一份祝福。這也意味著我們每人的任務,要開啟自己的寶山,並開啟他人的寶山,這是做不完的工作。並非法鼓山落成了、法鼓文理學院招生了,我們的任務就完成了;恰好相反,我們的工作才剛要開始,因為我們當省思、改善和規畫的工作仍有許多,那是永遠做不完的。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一日,全球信眾大會於法鼓山園區舉行,當日回到法鼓山上的信眾,多是護持「5475」大願興學專案的菩薩們,是他們每天存下五塊錢,逐日積累,成就了今日的法鼓文理學院。我當時含著眼淚,拍照記錄他們的身影,內心充滿感恩,因有他們,才有今天這麼美好的一個場所。而我們要思考的是,從今天開始,我們可以做些什麼?也就是今日的我們,能為下一代做什麼?就從今天起,讓我們一起來努力。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於淡水,綜合二〇一六年三月聖基會講座,胡麗桂整理)

真實自然的禪者典範

作者/丁敏

「寰遊自傳系列」,可看到師父面向世界的「公共身分」,

也可以看到師父對於個人生命經驗的開敞性。

榮耀的事他寫得自然,病痛的折磨他寫得詳細,

這些大大小小重要、細瑣的事件描述,

讓我們看到一個如實面對生命高低起伏的大禪者典範,

給予我們在修行路上莫大的勇氣與啟示。

作者簡介

丁敏

一九八〇年參加中華佛教文化館禪七,親近聖嚴師父,奠定一生對佛法的信心。曾任政治大學中文系教授,專研佛教文學。曾以「寰遊自傳系列」為主題研究,探討聖嚴師父生命行履,從中,看見師父風格獨具的宗教之旅與漢傳佛教傳播新頁,尤令人動容處,莫過於一位禪者所流露出真實自在的生命風光。真實自然的禪者典範

大學時代念中文系的我,曾是政治大學孔孟學會研討組組長,是個標準的儒家信徒。研究所時住在學生宿舍,日日清曉聽聞指南宮莊嚴宏亮的一〇八鐘聲(我正準備去睡覺了),直到某日聞鐘響聲,忽然對生命來自何處、去向何方興起大懷疑,開始接觸佛法,想在其中尋找可能提供的答案;但是,我總是拿著自以為是的儒家觀點來挑戰佛法。

初生之犢,懵懂闖禪七

與聖嚴師父結緣是在研究所時代,那時政大東方研究社的許多同學,都已追隨師父打禪七,如李光泰學長、洪啟嵩學弟等。如今回首,我連是如何得知師父主持禪七的訊息?如何報名?都已遺忘。我也不似學長、學弟等對佛法有很深的體會,甚至連「禪七」是什麼都不清楚。正所謂初生之犢不畏虎,懵懵懂懂闖禪七,當時如果事先知道要吃很多苦頭,應該是沒有勇氣參加的。真是要感恩有此殊勝的因緣際遇。

依據林其賢教授編著的《聖嚴法師年譜》(按:以下簡稱《年譜》)記載:師父於一九七八年首度在中華佛教文化館舉辦臺灣第一、二期禪七,參加人員均為文化館、譯經院人員。又記載一九八〇年三月,應政大東方文化社邀請,蒞政大演講。那時我正就讀中文所碩士二年級,估計應是於此得知禪七消息,遂在一九八〇年暑假參加。

文化館的禪七,是師父剛從美國返臺不久所舉辦的,師父全程主七且非常嚴格,有許多禪堂規矩。記得每日清晨進禪堂,即使晚一分鐘就要跪在禪堂外,不准進來,師父又說要有「不能開悟,就死在禪堂的決心」……。而禪七前幾日,我幾乎每支香都在與雙腿奮鬥,不敢動,又偷偷動,有時實在忍不住,便舉手請香板加持,消消業障。禪修作息至每日晚間九、十點結束,便立刻到盥洗室泡溫泉,緩和腳痛。沒想到隔天早上師父總是問:「昨天晚上留在禪堂繼續用功的請舉手。」我在心裡嘀咕:「天呀,作息從早上四點多持續至晚上十點耶!」然而總是有人舉手,而我總是低頭,不敢看師父一眼。

師父每天的開示,總能激起大家深刻的懺悔心,我常痛哭流涕,腿痛卻依然。師父也讓我們參公案,拿著香板,邊走邊提公案,然後突然站於某人面前,大喝一聲:「說!」此時若從理性思考得來答案,馬上吃香板,而我這個「黑漆桶」,總是把頭低得好低、好低,深怕被師父點名。後來才明白,像我這樣處於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的狀況,師父是不會浪費他的香板的。印象最深刻的是:「在江邊賣水的婦人為何渴死?」記得有位學人回答:「魚在天上飛」。另一位學人說:「師父,我看你像顆雞蛋。」沒想到師父回答:「我很喜歡這顆雞蛋。」這兩位禪眾都得到師父認可,沒挨香板。這則公案我一直記在心中,時時參究,直到幾年前一個偶然機緣,電光石火間,彷彿有所領會了。

禪修初探,文字賡續法緣

禪七中,師父教我們由數息開始調心。有一支香,忽然感覺天地萬物與我都消失了,非常的喜悅。但這一動心,又回來了。小參時,師父指示繼續專注於呼吸上,從此我的雙腿也沒那麼痛了。師父還教導我們觀音法門,其中一個重點是:讓所有的聲音流過,不要分辨、不要執取。記得那幾天,文化館鄰近的熱海飯店正在搬演歌仔戲,從上午至晚間,鑼鼓喧天,吵鬧不堪。但是運用師父教導的觀音法門,並專注於呼吸上,外面的唱聲、鑼鼓聲,彷彿都被一層無形的薄膜圍擋於外。還是聽得到那些聲音,但是聲音變得遙遠,不至於干擾,心是安定的。禪七期間完全禁語,解七後回到紅塵俗世,才發現禁語的甜美自在,也才覺照到經過七天的完全放下,事情是如何的一件件又掛上心頭。

禪七結束後,我留在文化館住了幾天,每餐主食都是豆渣餅,幾樣青菜,讓年輕的我真正體會什麼是粗茶淡飯的滋味!那時雖然動了出家念頭,最終還是回到俗世,然而坐在我旁邊,就讀東吳大學英語系的一位女同學不久後出家了,法號「果祥」。如今看《年譜》記載:「九月八日,地藏菩薩聖誕日,於文化館舉行剃度典禮,四位青年求度出家,為取法名:果祥……,此為法師建僧初始。」這才知道果祥法師是跟隨師父出家的四位首批弟子,昔日同參道友已為佛門龍象,至誠地歡喜讚歎。

這次禪七,奠定我一生對佛法真實不疑的信心,也知道佛法不光只是拿來理解分析,而是佛陀在禪定、禪觀中,所親證的宇宙實相真理。此外,我發現從小到大一直困擾我的鼻炎,居然不藥而癒,再不用隨身帶一大袋衛生紙,終日擤鼻涕了。這些身心轉換,對原本是純然「黑漆桶」的我,給予無比的啟發。

此後,因為俗事繁多,未再跟師父打禪七,如今回首是生平一大憾事。一九九〇年,我取得博士學位,畢業論文《佛教譬喻文學研究》獲得中華佛研所「佛教博士論文獎學金」,經修改後,於一九九六年由「東初出版社」正式出版。從此,我與法鼓山的因緣多偏重於文字因緣。記得現任法鼓山文化中心副都監果賢法師出家前,曾與當時《人生》月刊主編辜琮瑜師姐來政大採訪我,三人相談甚歡,從此結下一生的善因緣。

一九九八年九月,我隨聖嚴師父到北京參加「佛教與東方文化——紀念佛教傳入中國兩千年」學術研討會,隔日師父風塵僕僕地飛返臺灣,主持「法鼓山當代藝術品暨珠寶義賣會」全臺巡迴展開幕,而我們許多團員則留下,由李志夫所長帶領,前往金山嶺長城與承德的外八廟參觀。記得那日爬了龍盤虎踞、壯麗又蒼涼寂寥的金山嶺長城,回到飯店,大家都很疲累,早早入睡。我一人獨房,至凌晨三點醒來,精神甚好,便於床上打坐,大約凌晨四點又躺下。這才躺下閉目養神,看到床鋪四周圍繞眾多的男女老少,吵吵嚷嚷地拉扯我,我極力反抗,卻發不出聲來。拉扯抵抗一陣後,終於由心中大吼一聲「南無阿彌陀佛」,幻相才頓然消散。這個奇異的經驗,更堅定我對彌陀的信心。

書寫研究,朗現僧侶典範

我很少有機緣實際隨在師父身邊參與事務,但由於從事學術研究,拜讀師父很多著作,也先後發表兩篇研究師父的論文,使我對師父的精神風貌及其生命歷程,有著很深刻的體會。

一九九五年發表〈聖嚴法師佛教事業的經營型態〉一文,收錄於《佛學研究論文集——佛教現代化》(臺北:佛光出版社)。我發現師父一路走來,始終具有高瞻遠矚的眼光,總能開風氣之先。在美濃閉關苦修六年之後,在佛教界對學術知識重要性還是模糊不清的年代,他走在時代前端,赴日求學,取得博士學位,成為既是學者又是禪師的現代僧侶典範,對提昇佛教僧侶的社會形象,意義重大。

在領導僧團方面,師父開始領導農禪寺僧團的年代,也是處於臺灣佛教「出世」性格仍然相當濃厚的時代。一九八七年四月的《張老師》月刊中,一篇報導〈農禪寺內出家人〉的文章,對農禪寺出家眾的生活描述,總括是「早課、打坐、工作、自修、拜佛,是生活全部」,「單調、平淡的生活中追尋內心真正的自我」;可以發現早期農禪寺的僧團,應是以著重個人的內修為主的傳統出世性格傾向。然而師父反省思索佛教與時代的互動關係,將出世傾向的農禪僧團,轉型為建設人間淨土的法鼓山僧團。師父一生志業所在,在於佛教的教育事業;做為一個落實人間佛教的大教育家,結合學術與禪修於一身,是師父在當代佛教的開創性特色;把法鼓山建設成學術與修行的教育園區,也應是法鼓山在當代臺灣佛教道場中的特色。

溯源記遊,猶若朝聖地圖

二〇〇二年,發表了為師父七十壽慶論文集而撰寫的〈當代臺灣旅遊文學中的僧侶記遊:以聖嚴法師「寰遊自傳系列」為探討〉一文。師父的「寰遊自傳系列」,多始於一九八〇年,迄於二〇〇一年,共十二本書,計有:《歸程》(按:此書於一九六七年出版)、《法源血源》、《佛國之旅》、《金山有鑛》、《火宅清涼》、《東西南北》、《春夏秋冬》、《行雲流水》、《步步蓮華》、《空花水月》、《兩千年行腳》、《抱疾遊高峯》。這十二本書既是自傳又是遊記,於中我們可以看到聖嚴師父在不同歲月中的所思所見、生命行履。

追尋聖嚴師父的腳印,可以發現他的尋根朝聖之旅,是由《法源血源》的返鄉尋根之旅開始。一九八七年八月,政府開放兩岸探親,離鄉三十多年的聖嚴師父,在一九八八年的春季四月,隨即展開首次的歸鄉之旅。此時,他已五十九歲。其後在一九九六年春夏之交二度返鄉,重訪祖庭會晤親友,其中以懷舊中的撫今追昔為書寫主軸,充滿遊子思鄉、衣錦榮歸、回饋桑梓的情感。

而在首次的返鄉之旅後,師父曾有一次率眾前往印度、尼泊爾巡禮佛陀誕生、說法、成道、涅槃等地的遺蹟。另有三次率團前往中國大陸佛教的聖蹟古寺巡禮考察。師父的巡禮路線,可以說是走遍大江南北,甚至塞外高原;可以說把中國佛教史上占一席之地的名山古寺,做全方位、重點式的巡禮。

總計師父曾巡禮的佛教名山聖蹟古剎,約如下所列:

(一)四大名山:普陀山、九華山、峨嵋山、五台山。

(二)江南地區

江蘇:杭州西湖靈隱寺、淨慈寺、風林寺,蘇州寒山寺、靈巖山寺,南京寶華山、棲霞山,鎮江金山寺,焦山定慧寺,南通狼山廣教寺,上海靜安寺、龍華寺、玉佛寺。

浙江:新昌石城山、大佛寺,天台山國清寺,寧波雪竇寺、天童寺、阿育王寺。

(三)西南地區

雲南:虛雲和尚的雞足山道場、昆明圓通寺,大理古國崇聖寺。

四川:成都文殊院。

西藏:拉薩哲蚌寺、色拉寺、布達拉宮、大昭寺。

(四)西北地區

甘肅:敦煌莫高窟石窟、天水麥積山石窟、拉卜楞寺。

山西:大同雲岡石窟、太原崇善寺。

河南:洛陽龍門石窟、白馬寺、少林寺。

河北:北京潭柘寺、戒壇寺、白雲觀、雲居寺、石經山。

陝西:西安大興善寺、興教寺、大慈恩寺大雁塔、青龍寺、法門寺、薦福寺小雁塔。

之所以不厭其煩地羅列出師父曾巡禮的名山古寺,因為這就是一張朝聖地圖。從這幾年旅遊的經驗,師父的「寰遊自傳系列」書籍絕對是最佳嚮導。不論去印度朝聖,或是巡禮中國大陸的名山古剎,師父巡禮參訪之地,都會大量引用豐富的佛教歷史典故,來介紹與聖地古剎有關的寺史沿革、歷代高僧、文物珍藏、傳說靈驗等,串起聖地古與今的時空接續與對話,使得佛教聖地—古與今的宗教場景、活動、氛圍等,可以會面互滲。

如《火宅清涼》敘述在五台山的顯通寺,有一「佛寶藏珍樓」,其中有一幅珍貴的「華嚴經字塔」、一部刺血書寫的《金剛經》,及明版的《北藏》等。師父特別提及這座樓在導遊手冊中沒有提到,一般遊客也很少知道,平常亦很少開放。的確如此,以我今年去顯通寺兩次的經驗,當地導遊都沒提此事,而遺憾這兩次都是隨團行程匆忙,無此安排。此外,師父也描述他參訪名山古剎的人文景觀、宗教氛圍、僧尼群相等,留下朝聖巡禮當時的樣態,可做為現在吾人去巡禮的對比參照,可以知道大陸佛教進展與變革的軌跡,是非常珍貴的第一手歷史見證紀錄。

西方弘法,為漢傳佛教發聲

「寰遊自傳系列」中,師父也以遊記的形式,詳細生動地描述前往歐、美各國行腳主七、演講的見聞感懷。這些情節內容,讓我們看到師父如何一步一腳印,以中國禪師的身分走進西方社會,成為當代中國禪法在歐美的傳播者、生根者;而美國象岡道場的成立及默照禪七的舉行,代表師父在國際弘化新的里程碑,亦象徵當代漢傳佛教取得在西方社會的發言權與行動權。

師父在歐、美各國的弘化行旅,敘述其所見所聞,能打開我們的眼界,增廣見聞。例如師父在《兩千年行腳》一書描述在俄國聖彼德堡,看到幾乎每條街口都有堆積如山的西瓜,蘋果、梨子也不少,蔬菜則有碩大的青椒、紅椒、黃椒和番茄,可見農產品很充裕。而他們先前在臺灣聽來的傳聞,以為當地物資非常貧乏,所以千里迢迢帶了一大堆罐頭、乾貨食品,結果都派不上用場。又例如《東西南北》提到在英國威爾斯牧場打禪七時,由於英國人很重視下午茶,因此每天下午竟也安排了下午茶時間,有豐盛的茶點,禪眾們甚至竊竊品論茶點好壞。師父幽默地說,這是他主七以來,第一次遇到有「下午茶時間」,雖不以為然,但入鄉隨俗,也就默默容許了。此外,參觀大英博物館閱讀敦煌寫卷時,隨行的果元法師突然發現有一卷背面,記載唐代某一大寺僧侶的名字,其中一位比丘,法名「聖嚴」,俗家姓張,和聖嚴師父正好相同,實在太巧合有趣了。

師父在歐洲參訪的僧院,有些是由修道院改建成的。例如他在英國主七的「蓋亞之家」禪修中心,原本是天主教的修道院。此外,經由師父的行腳,我們才知道在英國南部有一名為「夏芬學校」的佛教學校,這所學校充滿文藝復興時期特色的古典建築物,當年印度大詩人泰戈爾訪問英國時,還曾在此住過。另外,在英國北方海拔二千九百英呎的高山上,有一座畫眉鳥洞佛教修道院,它是一個世界性的佛教團體,總名為「佛教禪修會」(Order of Buddhist Contemplatives),那兒的僧侶們過著紀律嚴整、知禮守戒的苦行生活,令人肅然起敬。

藉由師父的筆下,也才知道西方佛教僧侶一些異於東方僧侶的有趣現象。例如從冰島來的僧侶,認為吃魚算是吃素。又如在象山叢林的男女眾,自認是出家人,但除了進禪堂穿僧侶服,平日都穿俗眾便服。而美國人出家為僧侶,很難終身出家,故其洋弟子有些已先後還俗等。

綜合以上,可知遊記內容非常豐富、琳瑯滿目。師父在抒情寫景、觀人描物之際,有其剪裁、聚焦的不同方式:有詳略、粗細、濃淡、快慢、輕重等變化;有時是細微瑣事,卻是細寫詳描的特寫;有時則用快筆速寫。總體言之,師父以行雲流水般的文字,引領我們彷彿親臨現場,隨其走了一趟風格獨具的宗教之旅。

禪者典範,開敞的生命經驗

「寰遊自傳系列」,除了可以看到師父面向世界的「公共身分」外,也可以看到師父對於個人生命經驗的開敞性。不論是生命經歷中榮耀的、艱辛的、挑戰的、衝突的、悲喜的、感恩的、病苦的、神祕的體驗等等,都會穿插描述。榮耀的事他寫得自然,病痛的折磨他寫得詳細;擔心受怕、畏寒受凍的辛苦他也描述;這些大大小小重要、細瑣的事件描述,讓我們感受師父的任真自然,讓我們真實貼近一個鮮活、有生活波折起伏的禪師。這也是我深深敬佩師父的地方,師父非常真誠真實,從不刻意塑造完美聖人的形象,從不神化自我,即使晚年病痛洗腎的過程,也都翔實記載,讓我們看到一個如實面對生命高低起伏各個面向的大禪者典範,給予我們在修行路上莫大的勇氣與啟示。

綜觀「寰遊自傳系列」中聖嚴師父的人生經歷,從出生在貧苦的江蘇農家,十四歲在狼山出家,後在上海趕經懺做學僧。二十歲從軍渡海來臺,三十歲時隨東初老法師二度出家,三十四歲開始在美濃閉關六年,四十歲時才負笈東洋留學,四十六歲取得博士學位。四十七歲時,猶在美國紐約路邊撿拾別人丟棄的家具,搬回草創的東初禪寺使用,六十歲時卻已創設法鼓山,成為臺灣佛教重要道場之一。六十八歲創設美國紐約象岡道場,標誌其在美國二十多年來傳播中國禪法的具體成果。七十歲主持連續七個默照禪七,標示著聖嚴禪風的歷史地位。七十一歲(二〇〇〇年)受邀出席於紐約聯合國大會堂舉行的「世界宗教暨精神領袖和平高峰會」,最終成為具有國際佛教界聲望與地位的大宗教家。

記得〈當代臺灣旅遊文學中的僧侶記遊:以聖嚴法師「寰遊自傳系列」為例〉一文發表後的某天晚上,接到師父的電話,師父說已讀過我寫的此篇論文,嘉勉並肯定我的論述,又叮囑我過年要帶家眷上山來玩……。掛上電話,我非常的感動,師父要照料處理的事情何其繁多,然他老人家卻在百忙之中,還不忘鼓勵我。這出乎意料的鼓勵,至今仍溫暖著我。

多元宏觀,法鼓人文講座

《年譜》記載二〇〇八年十月十九日中午,政治大學校長吳思華、教務長蔡連康、文學院長王文顏等一行,向師父表達希望在政大設立「法鼓人文講座」,並希望於政大校園推廣「心六倫」,而蒙師父應允。果然在二〇〇九年秋季,政大就開設了「法鼓人文講座」,吳思華校長囑我主持此課程,並特別叮嚀我要用心經營。「法鼓人文講座」在政大最好的舜文講堂上課,我收了一百三十多個學生,還有許多想加簽的學生。

那學期我請了本身就是一部當代中國文學史的政大中文系榮譽教授尉天驄教授,以及研究當代文藝美學聲譽斐然的廣東暨南大學副校長蔣述卓教授,分別從兩岸不同的觀點演講「二十一世紀全球化下,人文社會思想新趨勢與新價值觀」,以開拓學生宏觀的視野。另邀請清華大學特聘教授、辜嚴倬雲植物保種基金會執行長李家維教授演講「人與自然的對話」,李教授無比精彩的演講,不只拓展政大人的科學視野,也讓學生們興起了保護地球的使命感。

此外,邀請任教臺南藝術大學、當代傑出古琴彈奏與演唱家范李彬教授,進行「古琴彈唱:琴歌與心靈的對話」;知名作家兼畫家奚淞演講「尋找一棵菩提樹:自在容顏菩薩的畫像」;禪定工夫了得的女作家梁寒衣女士演講「結夏人生:你是否也需要另一種解夏?」;佛道茶道合一的蘇秀慧老師親自帶領學生泡茶、品茶,於其中體會茶禪一味的滋味。這四位演講者分別在音樂、繪畫書法、文學創作與茶道上卓然有成,又是佛法的虔敬修持者,可讓學生體會佛法對個人生命真實的影響與轉化。

亦特別邀請法鼓山人文社會基金會種子教師團班長王榮先生演講「『心六倫』的心靈圖像與倫理關係」,知名電視製作人張光斗先生演講「一缽千家飯:聖嚴法師的萬里行禪」,讓學生對聖嚴師父的理念及行道有所認識。另外,我帶領全體學生一日遊參訪法鼓山。一學期下來,學生和我都得到了滿滿的感動與收穫,感謝聖嚴師父及吳思華校長,讓我在教學生涯中留下珍貴的記憶收藏。

悲願無窮,做千手觀音之事

《年譜》中記載二〇〇八年十月十一日,玄奘大學的講座教授羅宗濤伉儷、臺北教育大學生命教育研究所所長陳錫琦伉儷,同校語文系教授涂艷秋及他們的指導學生林泰石,加上我及夫婿,一起受邀會見聖嚴師父。會談中,師父闡釋漢傳佛教的可貴之處,亦談及其思想體系的建構,並勉勵大眾要一起努力光大漢傳佛教。師父並以午宴款待我們,午宴清淡精緻可口,至今難忘,那時豈能料到竟是今生我與師父同席的最後午餐……。師父此生以羸弱之軀,做千手觀音之事,八十載春秋所行,又何止是世間的八十載時空呢?

此生得遇師父,是生命極大的恩典。未遇師父以前,我的生命只局限在世俗的價值節奏中,局限在自我情緒、情感信念的圍城中。跟隨師父打禪七的經驗,讓我品嘗到佛法帶來的清涼,瞥見到生命無盡高遠寬廣的向度。從此就在自家安設小佛堂,修行佛法成了此生最寶貴的生命資糧。師父開啟了我的法身慧命,這一恩德,永遠感念頂戴。

記得師父圓寂那天,我接到琮瑜師姐的電話告知,是何等的不捨,是何等的遺憾!腦海中浮現的是師父溫文儒雅的音聲笑顏,「虛空有盡、我願無窮,今生做不完的事,願在未來的無量生中繼續推動……」是的,只有大菩薩才能發此宏願,我相信師父未曾離去,他在虛空中守護著我們,必將乘願再來……。

源源不斷,緣緣相續

作者/單德興

從師父的言教與身教中,

深切感受到他圓融結合世間法與出世間法,

兼顧人情義理與佛法真諦。 這些年來依照師父的教法,

隨順因緣,以學術和佛法與人結緣,

自我期許:「善用資源,廣結善緣,源源不斷,緣緣相續。」

作者簡介

單德興

一九五五年出生於南投,一九九二年參加法鼓山第一屆社會菁英禪修營,深受聖嚴師父言教、身教啟發,從而開啟為師父英文著作中譯的因緣,相關譯著有《禪的智慧》、《無法之法》、《虛空粉碎》等。師父稱許其譯筆揉合中、英文字涵養,忠實解讀禪宗文獻。曾任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所長,現為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根據家譜記載,我祖先自古定居山東,經多代努力,家業逐漸豐實,多行善舉,甚至有一座家廟,供養著一位和尚,過從甚密,曾祖父臨終時以和尚的黑菩提子念珠陪葬。父親數度提到此事,但我不以為意,一直到多年後學佛,才想到或許祖上在冥冥中就埋下了我學佛的種子,因先母曾表示,我成長的環境欠缺學佛的條件,對我成為佛教徒頗感好奇。

南投囝仔,不識佛法

我父母親是山東流亡學生,在家鄉便成親,由於時局動盪,家道中落,一九四八年隨學校一路南遷,一九四九年七月自廣東搭登陸艇東渡澎湖,於七月七日登陸。一星期後,父親與其他五千多名男學生在刺刀脅迫下入伍,是為「七一三事件」。根據聖嚴師父方外好友、名作家王鼎鈞先生的說法,「國民政府能在臺灣立定腳跟,靠兩件大案殺開一條血路,一件『二二八』事件懾伏了本省人,另一件煙台聯合中學冤案懾伏了外省人。」女生和小男生則留在澎湖防衛司令部子弟學校繼續就學。母親於一九五一年畢業,渡海來臺,先在高雄鳳林國民學校任教,三年期滿,調任南投縣中寮國民學校。一九五五年我出生於南投縣中寮鄉永平村鄉親寮,為土生土長的南投人,一直以出身純樸的鄉下囝仔為榮。南投是臺灣唯一的內陸縣,中寮更地處偏僻,直到九二一大地震才較為外人所知。

我小時候上的是當地唯一的基督教長老教會幼稚園,星期天則上教會的主日學校,直到高年級為了升學補習才停止,因此對基督教教義稍有認識,但並未受洗。鄉下也有一些民間宗教與不同廟宇,主要是燒香、拜拜、求神、祈福、問卜,小學高年級時適逢六十年一度的醮祭,至今依然記得當時的盛況。同學有時會提到乩童(閩南語的說法是「童乩」),甚至在教室裡模仿神靈附身的模樣,抖身拍桌,大呼小叫,引人側目。這些民間信仰在身為老師的父母眼中都是落伍的迷信,避之唯恐不及。在這種環境中成長的我,完全沒有機會接觸到正信的佛教。

素樸《瓔珞》,初結法緣

經過中學六年苦讀,我通過大專聯考,進了政治大學西洋語文學系,離開居住十七年的故鄉,來到臺北指南山下。山上便是道教著名的指南宮,同學們偶爾相約從校園後方拾階上山參訪,吃免費齋飯。但指南宮除了占地更廣、建築更大、香火更盛之外,並未改變我對民間宗教的基本觀感。就當時大學生的環境而言,傳教最力的是基督教,校園旁邊的團契舉辦不少活動,如禮拜和英文查經班,信教的學生也很熱心傳教,吸引了一些嚮往西方文化、靈性探索或想學英文的大學生。相反地,我印象中卻沒有任何佛教組織在學校附近有據點或舉辦活動。由於官方對在學校傳教的禁忌,連校內唯一的佛教團體都取名為「東方文化社」,很難吸引學習西洋語文的我或一般同學。兩教聲勢的對比由此可見一斑,以致時至今日,大學班上有宗教信仰的同學多為基督徒,正式的佛教徒,據我所知,只有兩、三位。

然而,冥冥中自有轉機。酷愛讀書的我在學校附近的書店發現一些禪宗書籍,為數不多,幾乎全譯自外文,如志文出版社的新潮文庫,印象較深的是鈴木大拙的著作,這才接觸到佛書,幾乎全都有關中國禪宗,可謂「外銷轉進口」。那些禪宗書籍之所以吸引我,主要是因為其中所載禪師光怪陸離、驚世駭俗的言行舉止,以及一些高深莫測、讀來似懂非懂的公案語錄。大概因為適值大學生階段,那些反權威、反傳統、反流俗的行為特別具有吸引力,許多文字也幽默風趣、高深玄奧,引人尋思、流連,想探個究竟卻又不得其解,愈不得其解就愈好奇、愈被吸引。

那時約略曉得聖嚴法師這號人物,卻不知其詳。直到念研究所時,西語系晚我幾屆的李佩光到農禪寺隨師父學佛、打禪七,送我一本師父的《瓔珞》,素樸無華的封面,平實安穩的內容,令人心生「文如其人、書如其人」之感,這才算與師父初結法緣,但僅止於讀其書,並未興起進一步學佛的念頭。如此一過便近十年,其間陸陸續續看了一些佛書,為在研究所攻讀學位的我提供了若干精神助力。至於閱讀佛書最多的時候,卻是在服兵役那一年十個月,不僅為我提供安頓的力量,並打下信仰的基礎。

苦悶軍旅,逆增上緣

一九八六年十月,預官三十六期第二梯次的我於高雄鳳山陸軍步兵學校入伍,接受步兵排長基礎教育。三個月前剛拿到比較文學博士學位的我,已在中央研究院擔任了三年助理研究員。離開全國最高學術研究機構,來到「一個口令、一個動作」的軍事單位,理個五分頭,頂著南臺灣的大太陽,成為中士入伍生,前後際遇有如天壤之別。同批受訓的預官中以我最年長,比五專畢業生整整大了十歲,甚至比中隊長都年長。在參謀總長郝柏村的要求下,接受嚴格的體能訓練與枯燥的政治教育,每天清晨跑五千公尺,練習班排連攻擊,揹著步槍攻七一四高地,背誦〈國軍教戰總則〉,再加上因跳箱不慎摔傷腳踝……身心的不適應與苦悶可想而知。我自幼家庭和樂,一路求學順遂,軍中這段日子成了人生的谷底。未曾真正算過命的我,一度找一位據說功力高強的命理師算命,結論是我正走「空亡運」,這還是我第一次聽到這個詞。受訓期間遇到「點放」時,當天就得收假歸營,無暇回南投探望父母或回臺北探望妻子,只能在高雄附近逛逛,看看佛書,頂多到佛光山參訪,也曾就近參訪鳳山佛教蓮社,後來才知兩處的住持星雲法師、煮雲法師與聖嚴師父都有深厚的法緣。

四個半月的入伍訓練之後,我被分發到同在鳳山的中正國防幹部預備學校擔任隊職官,與學生一起生活。比起在步校受訓,自己可支配的時間多了許多,而且與另一位排長同住一間寢室,有自己的空間與書架。由於輪流值星,每兩週放假一次,其餘時間必須待在學校,不許外出。苦悶中的我深感以往鑽研的文學與生命有隔,無法幫助我處理眼前的困境,於是擱下文學,廣讀佛書。

昔日書中讀到的各種苦,只是抽象的描繪與解釋,如今真正遭遇人生低潮,八苦中除了生、死之外,老、病、怨憎會、愛別離、求不得、五陰熾盛六苦都成了日常生活中的切身體會。我的兩個書架擺滿了從書店和廟宇請回的佛書,包括廣欽老和尚、聖嚴法師、星雲法師、證嚴法師、密宗陳健民上師等代表人物的著作,有空便讀。陳健民上師的《曲肱齋全集》內容豐富,讓我深深感受到佛法的博大精深;星雲法師的演講集平易近人,條理分明;證嚴法師的著作娓娓道來,苦口婆心;廣欽老和尚的開示單刀直入,直截了當,尤其那句「做事要心甘情願才會長智慧」,對在軍中的我不啻當頭棒喝。在這些佛書中,讓我覺得最符合佛法、義理、人情的就是聖嚴法師的著作。除了重溫他的一些禪書之外,我還閱讀了《戒律學綱要》這類在軍旅之外難得有時間細讀的著作。此外,一向排斥背誦的我,想到與其背誦〈國軍教戰總則〉,不如背誦佛經,於是花了一些工夫記誦了最短的《心經》與《八大人覺經》(至今《心經》都還是我早課必誦)。許多人認為當兵是浪費時間,對剛踏上學術生涯的年輕學者尤其如此。然而,回首軍中的一年十個月,對人生順遂的我是畢生難得的逆增上緣,讓我直接面對生命中的各種苦,親身體會為何四聖諦中以苦諦為首,以及隨之而來的集、滅、道諸諦。

禪修入門,「黃埔一期」

軍中歲月讓我暫時脫離學術環境,閱讀了許多佛書,由於最令我信服的就是聖嚴法師,於是決定皈依,而且知道他的身體一向不是很好,既然有此想法就不宜拖延。於是一九八八年八月退伍後,我於第一個週末回南投拜望父母,第二個週末就隻身來到北投農禪寺皈依,法名「果僖」,成為正式的佛教徒。

軍旅經驗讓我深切體會到,書本上的知識在面對人生苦難時往往很難派上用場,學院見聞也讓我認清知識分子的特色與限制。因此,我留意「學佛」與「佛學」之別,注重將佛法的慈悲與智慧應用於日常生活,為自己和他人解決煩惱,而不是累積知識,徒托空言。然而由於研究忙碌,再加上出國研修,一直未能正式跟隨法師修習佛法,頗引為憾。

一九九二年初,我在《人生》月刊上看到社會菁英禪修營的公告,由聖嚴師父親自主持禪三,喜出望外,但不確定自己符不符合「菁英」的資格,於是打電話到農禪寺詢問,由趙卯琳師姐接聽。我說明來意,她問我在哪裡服務,我說在中央研究院擔任副研究員,她就說「算啊,算啊!」於是我就正式報名,參加了二月九日至十二日的菁英禪修營,總共四十位學員。因為屬於試辦性質,所以沒有「第一屆」的名稱,後來各方反應良好,於是續辦下去,二〇〇九年改名為「自我超越禪修營」,至今已近四分之一個世紀,接引了許多仰慕佛法的社會人士。有機緣參加第一屆禪修營的我,常戲稱自己為「黃埔一期」。其實,師父領進門之後,重要的是個人的修行,而不是年資的多寡,否則馬齒徒增,只是愧對師父、自己和他人。

首屆禪修營的禪堂在法鼓山上最早的觀音殿,如今早已拆除,殿內的觀音座像就是現在法鼓山頂的開山觀音。這次禪修對我們這批平時養尊處優的社會人士可真是震撼教育。一方面光是長時間禪坐就讓眾人腿疼腰痠,吃盡苦頭,全程禁語也讓一些平日口若懸河的教授、民意代表、公司主管很不習慣,三天的集體生活彷彿讓我又回到了學生時代和軍旅生活。另一方面,師父使出渾身解數,務必讓我們這些「自投羅網」、「頭角崢嶸」的人滿載而歸,除了親自指導禪修,手持香板巡香之外,特闢講堂授課,解說佛法要義與禪修須知,為了讓我們能把佛法帶下山去,破例允許筆記。總之,除了禪法的觀念與方法的傳授與實作,還有日常起居無微不至的照顧,務使我們在飲食生活安頓的情況下,全心全意學習與吸收,這種為傳揚佛法的努力奉獻令學員們非常感動。三天的暮鼓晨鐘(實則是「晨鼓暮鐘」),多少敲醒了我們沉睡已久的佛性,不少人在早晚課及懺悔禮拜中熱淚盈眶,甚至落淚不已。

譯書受教,解行並進

我深受此次禪修啟蒙,以後陸續參加了幾次禪三,又斗膽參加了幾次禪七,每回都有不同的感受與體會。由於個人愚鈍,不悉佛門術語,每次報到時看到旁邊有「打齋」的地方,心中總是納悶:「齋」要如何「打」?在農禪寺參加幾次禪七後,承蒙師父、法師和志工悉心照顧,自忖何德何能,竟在佛門勝地如此白吃白喝,深覺慚愧。有次禪七結束後,我向師父的祕書果光法師表示,師父有些英文著作似乎沒有中文版,接受英美文學訓練的我已翻譯過一些書,不知能不能讓我嘗試中譯?不久果光法師轉告,師父同意此事,於是開啟了我翻譯師父作品的因緣。我自一九九四年協助翻譯、整理《心的詩偈:信心銘講錄》(一九九七),後來獨譯《禪的智慧:與聖嚴法師心靈對話》(二〇〇三)、《禪無所求:聖嚴法師的〈心銘〉十二講》(二〇〇六)、《無法之法:聖嚴法師默照禪法旨要》(二〇〇九)與《虛空粉碎:聖嚴法師話頭禪法旨要》(二〇一一),前後十七年,相關的翻譯因緣見於各書的序或跋,其中尤以師父圓寂後出版的《無法之法》過程最為驚險,真可謂「大死一番」、「敗部復活」。我在《禪無所求》〈譯者序〉中特地提到自己翻譯的「優先順序為忠實、順暢、精簡」。如今回想,實在慶幸個人有機緣結合翻譯專長與終極關懷,中譯師父在美國的禪修開示,不僅深入了解、揣摩原文要義,並與廣大華文世界結緣,發揮了自利利他的作用。

師父的言教與身教對我的影響非常大,總歸一句就是:我的肉身拜父母所賜,法身慧命則拜師父所賜。從師父的言教與身教,尤其是從當面與書面的開示中,深切感受到他圓融結合世間法與出世間法,兼顧人情義理與佛法真諦,並以平易近人的語言文字,善巧分享自己的體會與心得。師父多次表示,他熱心弘法是因為佛法那麼好,但知道的人那麼少,誤解的人卻那麼多。他在回應有關《法鼓全集》的提問時,明確表示自己著書立說的原則:「我的寫作目的從來便不是自己有話要向讀者傾訴,而是感受到讀者們急需要知道些什麼,站在讀者的立場提供所學及所知。所以我在執筆之時,首先考慮的是讀者的閱讀興趣及閱讀效果。如果我的讀者讀完我的一篇文章,而不能清晰地獲得有益的觀念和實用的知識,便等於浪費了讀者的時間。」

由此可知,師父的目標是為了弘法利生,而弘法就是智慧,利生就是慈悲,因而是悲智雙運。為了更有效地弘法利生,自己必須精進、力行,並視不同對象因材施教,因而是解行並重,善巧方便,以達到自利利人的目標。《聖嚴法師一〇八自在語》中也提到,「人生的價值在於奉獻,在奉獻之中成長,廣結善緣。」慚愧的是,這些年來我俗緣纏身,未能精進禪修,有負所學,但一直與法鼓山保持聯繫,依照師父的教法隨順因緣,學習在日常生活中以學術和佛法與人結緣,每日自我期許:「善用資源,廣結善緣,源源不斷,緣緣相續。」

師父常說自己只是一介凡夫、普通和尚。然而就是因為他自認平凡,踏實努力,反而成就了他的不凡,並鼓勵大家見賢思齊。師父多年的言教與身教讓我受益良多。這些言教普遍見於各種禪修開示和演講,其中一些我有幸當場聆聽,其他則聽錄音或看錄影。禪堂開示由於配合當時情境,最是結合言教與實修。印象較深刻是一九九三年九月師父應邀到香港伊莉莎白體育館連續三晚宣講《觀世音菩薩普門品》,臺灣組織了數百人的聽經團隨同前往,我奉命記錄師父的開示,後來整理成小冊子《觀世音菩薩普門品講記》。

另外,對我個人較特殊的就是這些言教與我的翻譯之間的關係。在翻譯師父的著作時,我認真理解,留心揣摩,除了字面意思之外,還回想師父在禪堂中的言談、措詞、甚至風趣幽默,努力在譯文中重現師父現場的開示與風采,重塑禪堂的氣氛。這些工夫並未白費,如師父在《禪無所求》〈序〉中寫道:「單德興跟我學佛修禪,也有好多年了,他的中、英文造詣都很有底子,他的譯作既能掌握英文原意,也能兼顧華文讀者的習慣,及對禪宗文獻的忠實解讀,所以非常受到華文世界的歡迎。」我也因為這些迥異於自己學術領域的譯作而與佛教讀者結緣,走訪華人世界時,不時得到不同地方讀者的溢美之詞,但我總說這些書是師父的功勞,自己只不過是「鸚鵡學舌」,傳達來自師父的訊息,至於如何信受奉行、解行並進,則是我今生最重要的功課。

禪者身教,分秒不空過

另就師父的身教而言,我常在一些場合分享幾個例子。其中之一就是一九九四到九五年,我擔任哈佛燕京學社訪問學人,趁著「美國陣亡將士紀念日」長假,從波士頓搭灰狗巴士南下紐約,到東初禪寺跟著師父打禪七。由於美國禪眾比臺灣少了許多,與師父更為親近。那時分配給我的工作是打掃浴室以及收拾師父書房的垃圾。有天中午我到師父的書房,敲門進去清理垃圾,發現師父正將捲起的墊被攤開,準備休息,這個情景讓我非常訝異。當時興建法鼓山的活動已如火如荼展開,募集了許多款項,但我在東初禪寺看到的竟是一個沒有床、要打地鋪的老和尚!再者,因為師父準備午休,沒穿外袍,所以我看到的是師父彎著膝蓋坐在地板上,而膝蓋骨就像要穿透長褲而出。我知道師父一向體瘦多病,但不知道竟會瘦到那種程度,彷彿只是一副骨架撐著衣服!此情此景令我非常震撼與感動。

一九九六年四月下旬,師父率領一行三百人到江南參訪祖庭與出家之地南通狼山廣教寺,求學時期的上海靜安寺,以及包括九華山、普陀山在內的佛教勝地,進行尋根探源與聖蹟巡禮。師父要我們以打兩次禪七的精神來走完全程十四天,盡量禁語,遵守公共秩序。由於我那組有位具護理經驗的師姐,從她得知一天行程結束後,師父晚上在旅館經常由她打點滴以補充體力,但在眾人面前依然談笑風生,行所當行。有一次在長江渡口等船,同行的有人閉目養神,有人觀賞風景,我則乘機觀察師父,看見坐在第一排的他在小筆記本上振筆疾書,待渡輪抵達時就收筆,把筆記本揣到大袖子裡,從容大步上船。由此可見師父如何珍惜機緣,善用時間,那也就是為什麼師父儘管法務繁忙,但遊記和著作不斷出版。有關那次江南佛教聖蹟巡禮的紀錄,以師父的遊記《步步蓮華》最為翔實,為同行者記下了一期一會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感,成為珍貴的共同記憶。

師父後來因為多年奔波,為法忘軀,健康惡化,經常住院,但只要情況許可,一定參加社會菁英禪修營的共修會。有一次在共修會中,他特別提起自己在醫院已經死去,又被救活的經驗,有如在訴說別人的故事,我們雖知其中的驚險,但聽師父輕鬆道來,也就不太以為意。然而師父的健康每況愈下,最後一次在共修會看到師父時,他的身體已經非常非常虛弱了,依然在侍者攙扶下舉步維艱地進入會場,以微弱的手勢向我們打招呼,並以眼神慢慢環視出席的學員,幾乎都無法開示了,那顫危危的身影讓我們看了幾乎落淚。

「輸血管」啟示,成熟眾生

記得師父在江南佛教勝地巡禮時,經常期勉我們要進入祖師大德的內心世界。但我們這群既無慧根、又乏修持的人難以體會何謂祖師大德的內心世界,遑論進入了,只能面面相覷,彼此探問,深自慚愧。隨著時光的流逝,尤其師父圓寂後,我們去參加師父的植存典禮,聽到師父生前關懷護法信眾的開示錄音,幽默地問大家帶了什麼禮物來看他?又說,「虛空有盡,我願無窮」,「我今生做不完的事,願在未來的無量生中繼續推動,我個人無法完成的事,勸請大家共同來推動。」那時我們才比較能領會師父的心情,遺憾的是他已經圓寂了。

隨著自己年歲漸長,對佛法與人情體認漸深,較能領會師父的內心世界,那就是盡形壽,獻生命,弘揚佛法,以期自利利人,悲智雙運,莊嚴國土,成熟眾生;簡要地說,就是法鼓山的理念:「提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

目前的我,除了以自己的能力與專長,致力於居士應有的世間義務之外,就是秉承佛法與師父的悲願,希望在有限的餘生盡量福慧雙修,廣結善緣。師父曾把自己比喻為輸血管,將釋迦牟尼佛與歷代祖師大德所傳的佛法,經過自己的學習、了解、吸收、實踐、淬鍊後,再用符合當前環境與對象的語言文字弘揚出去。身為師父的弟子及譯者的我,或可喻為「輸血管的輸血管」。

因此,「今生與師父有約」對我而言,就是從一個完全不知佛法為何物的人,到對佛法稍有概念但未真正上路,再到接觸正信的佛教,在師父座下皈依三寶,接受禪修指導,慢慢走上修行之道。今生能成為師父的弟子,並成為中譯師父最多作品的譯者,因緣必然非常深厚。已邁入耳順之年的我,希望在時間、能力、體力、心力、願力允許的範圍內,繼續充當輸血管的輸血管,更深入師父的內心世界,為弘揚佛法略盡棉薄之力,不要辜負難得的一生。

聖嚴法師簡介

人間比丘聖嚴法師(一九三○~二○○九),自喻為「風雪中的行腳僧」,曾獲《天下》雜誌遴選為「四百年來台灣最具影響力的五十位人士」之一。

一九四三年法師於江蘇狼山出家,歷經經懺、軍旅生涯,十年後再度出家。不論六年閉關苦修、日本留學、美國弘法,或是開創法鼓山,總是在無路中找出路,在艱辛中顯悲願,在堅毅中見禪慧;他的生命,就是一場實踐佛法的歷程。

為了提高佛教地位及僧眾素質,法師在四十歲時毅然赴日留學。一九七五年取得東京立正大學博士學位,歷任台北文化大學、東吳大學等校教授,以及中華學術院佛學研究所所長、美國佛教會副會長、譯經院院長,並創辦中華佛學研究所、法鼓山僧伽大學、法鼓佛教學院、法鼓大學,培養佛教高等研究人才。

一九八九年擘建法鼓山,歷經十六年,終於在二○○五年十月二十一日舉行開山大典。此世界佛教教育園區旨在推動學術研究、修行弘化、關懷照顧等工作,並逐步擴建海內外弘法、禪修、文化、教育、關懷的組織體系。目前於台灣各地及歐、亞、美、澳,亦廣設禪修中心。為弘傳漢傳佛教,法師並於二○○五年開創繼起漢傳禪佛教的「中華禪法鼓宗」。

法師長年奔波美、台兩地,密集應邀至世界各地指導禪修,為國際知名禪師。秉承臨濟及曹洞兩系法脈,以自然生動的方法隨機應教,跨越文化藩籬,吸引了無數東西方人士。更經常與科技、藝術、文化等領域之菁英進行對談,乃至與不同宗教進行和平合作,深獲海內外各界尊崇。

除此,法師擅長以現代人的語文普傳佛法,至今已有中、英、日文著作百餘種,先後獲頒中山文藝獎、中山學術獎、終身文化貢獻獎等;其中多種著作被轉譯流布世界各地。

法師教法以「心靈環保」為核心,立基於漢傳佛教的傳統,不斷朝國際化、多元化的目標邁進,擔負起現代佛教繼往開來的人間使命。